第二十九章

　　船出海以后，船长在旅客面前很少露面，只是晚餐时下来过一两次，在头等舱旅客的长餐桌前的上首略坐一会儿，举止拘谨生硬，饭还未吃完就早早离席。有一次安东尼奥带我到轮船驾驶台上，我站的地方离他只有几英尺。我原以为他会转过身来，作出某种认识我的表示，可是他继续眯缝着眼盯住海面看，仿佛没看见我似的，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嘴用力紧闭着，似乎心中抱有某种久积的怨恨，在心中翻来覆去地盘桓，直到使他自己怒火中烧。他的举止中有一种让人敬而远之的权威，这使我想起太阳沟村民们总是抱怨的那些罗马的政客，这些人从远处操纵我们的生活，却从不露面，就像来自另一世界的那些幽灵。

　　但是，自我们离开那不勒斯后约一个星期，安东尼奥拿着份请帖到我们房间来。

　　“船长想知道，太太和她的儿子是否愿意今晚与他共进晚餐。”

　　我母亲扬起眉毛。

　　“为了什么我们有这份荣幸呢？”

　　安东尼奥清了清喉咙。

　　“船长希望能赔礼道歉——为了在那不勒斯港口时发生的那小小事件。”

　　“我明白了，”我母亲说，“这个姿态是否完全是船长自己的主意？”

　　“我承认我也许暗示过他一两句话——”

　　“我对船长那个小小的玩笑怎么想，你也跟他说了？”

　　“我请求你，克里斯蒂娜，在其他男人面前，别说让他下不了台的话。就算为了我。”

　　“好，我们得看看他怎么个态度。”

　　船长的住处离船长室不远，仍有那种已消逝的典雅的气氛无窗的墙上铺着深色护墙板，沉重的木家具，蒙着天鹅缎布套。房间一侧，在挂有几十根玻璃垂饰的枝形吊灯下，放了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长餐桌，桌子四周的大部分椅子都已经有人坐着，坐在桌首的船长见我们进来就站起身，桌旁其他人也跟着站起身。

　　“我想，达坎杰洛已为了在你房间发生的混乱，向你转达了我的歉意，”他向我母亲微微鞠了一躬，但这姿势有一种屈尊俯就的神态，仿佛认为这件事几乎不值得一提。然而，在他身后的墙上，我这时注意到有四张孩子的相片，放在几个椭圆大相框里，在这几张相片中间是一幅女人的照相，这女人就像在那不勒斯冲进我们房里的那位，只不过显得年轻漂亮。

　　安东尼奥开始作介绍。在座的客人一共有十二三位，大部分客人穿的是高级船员的制服，留小平头，蓝色上衣，衣领笔直，相互之间几乎无法区分。然而，有一位客人显得与众不同，是个胖胖的男人，稀疏的头发梳得锃亮，脸颊皮肤下显露出纵横交叉时隐时现的毛细血管。他一身纯白装扮，从衣领尖开始到鞋尖为止都是白色。我在餐厅里见到过他一两次，在头等舱旅客用餐区的各桌子间转来转去，说话声总要比别人高，手上总是举着玻璃杯。

　　“这位是科萨比恩医生，”安东尼奥介绍他说，“他负责照料船上的病人以及病危者，这就是说他通常无事可干。”

　　“很高兴认识您，”医生说，一边伸出粗壮的手指拿起我母亲的手，放到他的嘴唇上。

　　餐桌上已放置好洁白的瓷器和闪闪发光的银餐具，红布做的餐巾从玻璃酒杯口像异国花卉似的向外怒放着，一瓶瓶红葡萄酒顺长餐桌一溜排开，像林荫道上一排排立柱。每个人餐位上的餐具，盘碟按三层摆放，最下面是一个大盘子，上面是汤碗，还有一只放餐前小吃的小碟子，里面有芹菜和胡萝卜条、黑色的橄榄、大片的火腿和硬奶酪，样子有点像我曾在那不勒斯的广场上看到的那些喷泉的小模型。

　　我们在餐桌前就座，船长低头默默地作简短的感恩祷告。他做完后，以一句生硬的“祝大家胃口好”祝愿全桌客人。那些高级船员，好像他们体内的弹簧一下松开了似的，齐刷刷一齐动作起来，把餐巾放在膝上，默默地吃起放在各人面前的切成小块的餐前小吃来。同时，那些餐厅服务员，手戴白手套，身穿服务员制服，如幽灵似的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手上捧着热气腾腾的菜碗和有盖的托盘，放到房间一侧的上菜手推车上，其中一位绕餐桌穿行，打开酒瓶瓶塞，往酒杯中斟酒。

　　“谢谢，”当我母亲的酒杯斟满时，她说道。她的声音在房间里有节制的沉默中显得突兀而又响亮。“也许你能给我的儿子倒点汽水。”

　　我母亲克制着没吃，从一张张沉默的脸看过去，似乎是在等她自己可以开始吃东西的某个提示。

　　“嗨，维托里奥，让我们吃吧，”她最后说，她用手指在自己的盘子上掰开一个面包圈，往里夹了一片肉，递给我。她又给自己做了个面包圈夹肉，咬了一口，然后举起玻璃杯。

　　“祝大家健康。”桌边响起一阵匆忙杂乱的祝酒声，接着又恢复了让人感到尴尬的沉默，我母亲放下酒杯。

　　“对不起，船长，请问在您的饭桌上是否禁止谈话？”

　　围着桌子的十几张嘴突然停止了咀嚼，船长也突然从自己的盘子上抬起目光，用餐巾抹自己的嘴唇，脸红了起来。

　　“禁止？你干吗会这么问？”

　　“打我进门后，这里没人讲话超过半句的。我的感觉是我好像在出席丧礼。”

　　但这时船长倒苦笑了一下，似乎突然明白了对方指的是什么。

　　“我只是喜欢保持一点庄重正式的气氛而已，”他说。“太太如果想讲话，当然请便。”

　　船长拿起玻璃杯，可是他尽管发了邀请，我们还是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气氛紧张，但等他喝完杯中的酒，就转向我母亲，又冷嘲地笑了一笑。

　　“从前，船长在海上有绝对的权力，”他说，“现在他到处碰到的是工会。饭桌上这点小小的礼节是仅存的硕果了。”

　　“那么在家里呢？”

　　坐在他身旁的安东尼奥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突然拿起餐巾抹嘴唇。

　　“你说什么？”船长说。

　　“在家里。船长在家里是否仍有绝对的权力？”

　　餐桌周围发出一阵忐忑不安的笑声。船长也微笑着，不那么别扭了。安东尼奥放下了餐巾。

　　“那当然，”船长回答，几乎是和蔼可亲的样子。“至少在老婆有工会组织之前。”

　　这时大家的笑声更少顾忌了。

　　“那请告诉我，”我母亲说，一边又开始拨拉起碟子上的餐前小吃来，“你这么多时间在海上过，是不是使你感到不安？你把老婆一个人丢在家里，你认为她会干什么事呢？要知道一个女人有哪儿痒了，有时候也需要有人帮忙挠挠。”

　　又是一阵笑声，但是这一次笑声尴尬地停住了：船长没有笑。

　　“她做什么是她自己的事，”他生硬地说，他又转身向自己的盘子，似乎表示这事就谈到这里为止。

　　“我明白了，”我母亲仍不依不饶地往下说，“但是我还看到你的孩子们——”她朝船长身后挂着的照片扬了一下下巴——“都长得很像你。也许为了这一点你应该心存感激。”

　　船长放下手中的叉，房里的紧张气氛浓重起来，但最后他只是摇了摇头，嘴中发出的声音听来又像是表示不满的咕哝声，又像是一声笑声。

　　“太太，你说赢了我，”他说。“我已经被别人说成是暴君了，我不想再被说成是开不起玩笑的人。”

　　房里的紧张气氛这时似乎已消散，谈话开始幔慢地变得流畅起来。汤送上来时，有些高级船员已要求船长允许他们脱掉外衣，船长微微点头同意了，而上面食时，许多高级船员还松开了衣领，卷起了衣袖，谈话这时夹杂着阵阵放声大笑。送菜的手推车上空酒瓶越积越多，服务员手脚不停地为大家斟酒。坐在我对面的科萨比恩医生，就在肘边放了瓶酒，以便随时饮用，他面前的酒杯总是满的。有一两次，当我母亲没看见时，他无所顾忌地对我眨眨眼，还伸过手来飞快地朝我的汽水里倒点酒，这样很快我就感觉到房间开始在我面前旋转，就好比一只巨大的球绕着轴心倦怠地转动着。只有船长似乎不受酒力的影响：他一杯一杯像别人那样不停地往喉咙里灌，可是喝下去的酒好像只是使他显得更冷峻，我爷爷喝了酒后也这样，变得更谨慎收敛，就像一头野兽缩进了巢穴。

　　科萨比恩医生自餐前小吃上来后，就一直想挤进来与母亲谈话。这时，服务员正给各人分肉和蔬菜，医生见机会来了，就插了进来。

　　“对不起，太太，”他说，一边朝桌子对面倾侧着身体，一副神秘的样子。“你知道，通常说来我可以听出一种口音是哪一个省哪一个镇的，但是我听你说话说了一晚上，我还断定不了你仙乡何处。”

　　“我出生在卡塞塔（意大利南部城市，卡塞塔省省会，新城东北方有8世纪由伦巴第人修建的老城）的王官里，”我母亲说，与其说是对着医生，还不如说更多地是对着安东尼奥，似乎是她说笑话不想对医生说。“但是我母亲把我送给了吉卜赛人，为的是把我从赞成共和政体的人手中救出来。”

　　“哈，哈，”医生大笑。“现在，毫无疑问，你赶去美洲，是为了把你自己从吉卜赛人那里救出来。”

　　“是有那么一点意思。”

　　“请问，太太，如果我可以问一个私人问题的话，你怀中的那个小小包袱还有多久可以解脱？当然，我这样问完全是出于职业兴趣，举个例子，就好比邮政局长问一个邮递员。”

　　“谁说得准？”我母亲耸耸肩说。“你知道生孩子是怎么回事。”

　　“哈，对，说得不错。但是，只不过在三个月前，你知道，我就在这条船上接生了一个婴儿。是卡拉布里地区来的一个女人生的，早产了两个星期，可是船晃荡得厉害，你知道，海水撞在船身上，‘哗啦’一声，水花四溅。因此很不幸，孩子生下来就是个死胎——”

　　“医生，请别说了，”安东尼奥保护似地朝我母亲身边挨。

　　但是，医生双手一摊，做出个无可奈何的姿势，好像他那个话不能不说。

　　“对不起，”他说，“我不是有意想让这位太太担心，可我不明白的是，像她这样身孕的女人干吗还要出门旅行？为什么不再等一两个月，把孩子生在家里？”

　　“有时候，孩子怀在肚子里比抱在手里容易，”我母亲说。

　　“哈，哈，你也许讲得有点道理；是实话。不过这样出门对你肯定不容易——你的预产期就在这个月，是不是？”

　　“你问的太多了。医生，也许你从前做过神父？”

　　“嗬，嗬，不，从来没做过神父！连祭台助手也没做过，我为人太老实，干不了那活，虽说我们在一起工作，我干不下去了，他们接下去干。”

　　正当服务员把最后一批盘碟收拾走并送上水果时，我们的用餐被打断了，一个还像孩子似的船员，神色慌张像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他跑进房间，海员帽捏在指关节发白的手中，给船长带来一个消息。

　　“船长，有风暴，我们刚接到沃尔坎尼亚号船发来的电报，大副认为你应该去看一下，船长。”

　　“好，”船长的眼里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告诉他我马上去，你们其他人十分钟后到自己的岗位。太太，请你谅解饭没吃完就结束了，你喝完咖啡，达坎杰洛会送你回房间。”

　　这时谈话声迅速平息下来。高级船员们一个接一个起身告退，向我母亲说抱歉道晚安，十分钟后就只剩下医生、安东尼奥、母亲和我，服务员已开始收拾桌子。医生仍不断地从放在面前的酒瓶中一口口往嘴里灌。服务员伸手去拿酒瓶，医生急忙想拦住他，酒瓶却翻倒了，酒洒在桌子上，我母亲赶紧躲，但是没躲得及，一股清澈的酒已流到她膝上。

　　“再见，”她说着突然站起身来。那服务员只是一个不超过十四五岁的孩子，赶紧过来，满口声音含糊地道歉，用餐巾擦起我母亲的衣服来。

　　“注意你的手放哪儿啦，”医生说，“毕竟这位太太还有着身孕呢。”

　　“哦，对不起，太太！”那服务员红着脸说，“我不是有意——”

　　“没什么，”我母亲说，她从他手里拿过餐巾。“医生只是在开个小小的玩笑。”

　　“我只是想着太太的健康，”医生说。

　　科萨比恩医生站起来，朝桌子另一头伸过手去，拿一瓶还有大半瓶酒的酒瓶。他一手拿着杯子，另一贝手拿着酒瓶，身子跌跌撞撞地朝房间另一边摆放着一组沙发躺椅和低矮的扶手椅走过去。

　　“我记得，”他说，“一九三三年的那场风暴就像这次风暴那，样突然从天而降。一分钟前天还是蓝的，一眨眼天就黑得像夜里，那还是在恺撒大帝时代传下来的一条旧船上。我们只得把自己绑在甲板上，免得被海浪冲到海里去。现在，在一些大船上，你可以安安稳稳睡过一场风暴，不知不觉地——”

　　他已经在船长的一张长沙发躺椅上坐下来，俯身去解鞋带，说话声听来既嘶哑又不自然。

　　“我们还是走吧，”安东尼奥说，搀住我母亲的手臂，“风暴马上要来了，再说你还要换下这身衣服。那医生，你可以看得出，饭后你与他相处不会感到愉快。晚安，医生。”

　　“怎么？时间还早，你们干吗匆匆忙忙要走？”医生这时已在长沙发躺椅上伸展开身体，套着白袜子的脚从躺椅一头伸了出来，他的酒瓶酒杯放在他面前的一张矮桌上，这张桌子要比213房间里的大，桌面上也镶嵌着一幅棕色的旧地图。上面欧洲被放大到不正常的程度，而美洲隔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被绘成一长条灌木林地。安东尼奥已开始领我们朝门口走去，但医生看见我们从他身边经过，突然伸出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酒瓶，向我们递过来。“哎，留下来再喝一小杯，”他说，“嗨，医生我一定要你们喝。不喝？那么，算了，见鬼去吧，祝这位太太一路平安。让我们希望——”但我们已出了门。

　　在舱房外，安东尼奥指着地平线处的一片天空，那边天上的星星似乎突然消失了。“看上去我们将迎头碰上那场风暴，”他说，但是，船栏外月光下的海水似乎很平静，水波不兴，只有船前进掀起的波浪才打破水面的宁静。

　　“我们是不是应该穿上救生衣？”

　　我母亲问，但是，安东尼奥神情突然严肃起来。

　　“没什么危险，真的，”他说，“话虽这么说，经历这些事情也不是好玩的事。这是条旧船，我们能用来控制船摇摆的只是那些压水舱。它们与新船上装的减摇鳍可不能比。”

　　“你操心的是压水舱和减摇鳍，”我母亲说。“我想知道的只是自己能不能睡一夜好觉。”

　　“放一只桶在你床前。”

　　在我们的舱房门前，安东尼奥止住了脚步。

　　“克里斯蒂娜，风暴来时，我要你别离开房间。你的身体状况——”

　　“好了，好了，我听烦了我的身体状况。我没病，我是怀孕。”我母亲把她从船长餐桌上带回来的橘子往安东尼奥的鼻子上碰了碰。“去吧，我会没事的，去玩你的玩具吧，像个好孩子那样。”

　　我母亲洗了个澡，而我则从舷窗中观察风暴的来临。这时海水开始起伏不宁了，月光盈盈从水波映射回来，似乎发出秘密的信号。我观察着，海波开始越掀越高，突然让人心悸，最后，波浪能拍击到舷窗的高度。月光和星光流逝而去，似乎整个天空被罩上了一幅幕布，黑暗中只有甲板灯和其他舷窗里的灯在闪烁，粗大的雨滴开始拍打舷窗玻璃，到我母亲从浴室出来时，舷窗已不断地被雨水夹海浪不停地冲击。科萨比恩医生往我杯子里倒酒而引起的头晕开始被另一种新出现的头晕所代替，这头晕是从胸口开始的。

　　“我看风暴来了，”我母亲说，“那顿精美的晚餐看样子都要浪费掉了。”她扶着双层床框，把自己在下层那张床上安顿一好。但是，她刚在那床垫上躺下来，就突然大口吸起气来。

　　“哎哟，我的背部痛得要裂开了，我能把身上这额外负担去掉，那多好啊。”

　　我离开舷窗口，跑到我母亲身边。地板这时明显开始倾斛，家具用螺栓固定处“格格”发响，我母亲放在咖啡桌上的那只橘子开始轻微地前后摇晃，不情愿似的，好像橘子下面有只小虫子用自己的身体重量在推动那表皮凹凸不平的橘子，想让那不响又不动的橘子动起来。“圣克里斯托弗会保护我们的，”我母亲说，把我抱在她怀里。“看他挺直身体待在风暴中的样子。”

　　不过，那张画着圣克里斯托弗的油画也动了起来，一阵阵没有规律地刮擦着舱房的墙壁。

　　“他也站不直了，”我说。

　　“不是画在动，是墙在动。”

　　“妈，”我说。“我想吐了。”

　　我是第一个把吃下去的晚饭都吐在便盆里的。但不多久我母亲也跟着来了，舱房里很快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呕吐味。这时船倾侧得很厉害，你不用手抓住什么东西就根本站不直。每隔几分钟，我会控制不住自己想呕吐。最后，我干脆不再费事沿双层床梯级从我睡的上层床爬上爬下，就穿着睡衣躺在浴室地上，一只手紧抓门框，另一只手按住肚子，两只脚紧抵住地板，不让自己随着船的摇晃而滚来滚去。浴室的灯开始像闪电般忽明忽灭，便我感到头晕目眩。为消除这种感觉，我闭上眼睛，听着那橘子还在咖啡桌上滚来滚去的低沉的滚动声，心里想象着它在镶在桌面上的变形的大洋和陆地上来来去去，等着它会最终滚过桌沿，随着一记沉闷的声音掉落到舱房的地板上。

　　每隔几分钟我母亲会摇摇晃晃地冲进浴室门，双手乱舞着想抓住哪儿，在便盆前俯下身体。她一只手按住自己的背部，已经开始有点干呕，呕得十分厉害，让我感到害怕。每一阵呕吐后，她的身体便像受到鞭打似的向前猛烈抽动。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她像一只在风暴中干嚎的野兽，但是去了浴室三四次后，她似乎把胃中的食物残渣全部吐尽了，她的呕吐完全成了干呕。她的呼吸变得浅弱和急速起来，每次呕吐时她的头都朝后仰，带一声呻吟，似乎有一阵痛楚经过她的脊梁。最后她完全不来便盆这儿了，但通过门口我仍能听到她浅急的呼吸声，每隔几分钟便会暂停片刻，接着是一声呻吟。

　　虽然舱房地板倾斜得厉害，我胃中的翻腾倒开始慢慢平息下来。自从我不得不最后一次爬向便盆后，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我母亲小声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她说的话，但她的呻吟变得长而频繁，像一根大树枝在风暴的摧残下“格格”作响，慢慢地折断。我想象得出她平躺在床上，腹部隆起，头发乱成一团缠结一起，头轻轻地前后摇摆着。但是我不想离开浴室去看她，而仍蜷缩着身体坐在地上，计算着她前后两次呻吟之间船的晃动次数，这次是二十三次，过一会儿是二十次，再过一会儿是十八次。

　　最后她大声叫我。她躺着，双膝抬起，两手紧抓着床柱。我看着她时，她正经历着又一番痛苦，紧紧闭起双眼。

　　“哎哟，”痛苦过后她开口说。“我真希望我们两个人自己就能干好这事，不需要叫那个喝醉了酒的白痴。”

　　她虚弱地微笑着，但眼角间却积聚起泪水。她紧紧地捏一下我的手。

　　“没事的，”她说。“你必须丢把医生叫来。告诉他——告诉他每次只隔几分钟就要痛一次。从楼梯上去到主甲板，然后去游泳池边上的诊所，应该有个护士或其他什么人在那儿，会知道医生在什么地方。”

　　我犹犹豫豫地站了一会儿。

　　“快去吧，”她又紧闭起双眼呻吟着。当她这一阵痛苦过去后，我已跑到了门口。

　　“穿上鞋子，”她虚弱地向我叫道，但我已开始奔跑，步子不稳地朝通向甲板的船舱楼梯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