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车一直往海边开，往海边开。公共汽车沿坑坑洼洼的环山公路走，在每个城镇和小村都停，直到车上挤满了其他乘客。乘客中有穿着家织紧身套装和已开裂的钉着鞋钉的靴子的短工，有身穿衣褶分明的卡其布军服、刚剃过胡须的士兵，还有从小城镇出来的年轻姑娘，一开口说话就用手掩着嘴巴，为的是遮掩涂抹的口红。汽车沿着长长的“之”字形路线沿山坡而下，，进入雨水浸润的山谷，接着汽车排挡突然嘎嘎直响，马达呻吟着，司机驾着汽车又爬上了另一个山坡，越爬越高，驶进茂密昏暗的柏树林和依旧覆盖着白雪的山石小村。

　　经过几小时坚硬的山路，土地逐渐变成平缓的丘陵地，最后汽车驶上了宽阔平坦的黑色公路。我们头顶上一路上伴随着我们的大片乌云，现在被越来越宽阔的蓝色天空所替代。我身边母亲眼睛里的严峻神情，慢慢融化成默默的泪水，她转过头去向车窗，小心地用手擦一下脸颊，以掩饰自己。“那不勒斯13”，一块路标上这样写着。在远处，两座巨大的三角形土山近乎完美的线条伸向天空，那是维苏威火山。过了不多久，我们已进入了城郊区，驶过大幅广告牌和街边集市，以及大堆冒着青烟的垃圾。街道慢慢地变得狭窄起来，夹着街道两边的是十几层高的杂色斑驭的桃红色大楼，街道因汽车、大车和行人而越来越拥挤。最后汽车在一个大广场上歪歪斜斜地停住了，广场上的来往车辆汇成一片海洋，中间几乎没有空隙。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牙齿长得歪歪扭扭的，赤着脚，从一辆汽车跑到另一辆汽车，兜售着香烟、水果和用有光纸作封面的杂志。

　　我们在一间光线暗淡、棕色墙面的旅馆房间过夜，床头墙上挂着一幅《最后的晚餐》，肮脏的红色天鹅绒窗帘蒙在窗户上，向窗外望去是一条垃圾狼藉的小巷。自离开太阳沟后，我母亲几乎没开口说过话。整夜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好像与梦中的幽灵在搏斗，她隆起的腹部把盖着的床单从我身上拖开，让我干受这室内的寒冷。临近天亮时，我陷入了一个熟悉的梦境，这个梦我在太阳沟做过一百次：我和我母亲在一条黑暗的走廊上，慢慢地沿墙壁摸索着找出路，希望不被发现，从那总是挡着道的驼背守卫身边溜过去。然而，今夜的梦境中，那驼背没出现，但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半道上，我突然惊恐地发现母亲不在我身边。

　　但是，这时有人触碰我的肩膀，是我母亲，还在床上睡在我旁边。

　　“醒醒，维托里奥，”她低声说。“出发的时间到了。”

　　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我和母亲从她准备好的食品里吃了点面包和奶酪算是早饭，然后下楼到旅馆大堂垦。我母亲和柜台后面的男人说了几句话。他走出去到大街上，过了几分钟回来，带进来一个瘦削脸的小个子男人，一只眼睛里凝着血块。

　　“哦，太太，”他说，露齿对我母亲笑着，还眨巴着那只充血的眼睛。“你们是去美洲，对不对？”

　　那两个男人从柜台后的储藏室里拖出我们的大木箱，抬到街上，把它放在一辆破旧的菲亚特500型汽车的车顶上，他们用绳子穿过开着的车窗把木箱扎牢固定好。

　　那瘦削脸的男人驾车送我们穿过城里，用一种我听不懂的圆润的浓重方言，不停地说笑着。这时城里还很安静。街道两边从黎明的阴影处耸立起的大楼，像卫兵似地肃立着。我坐在汽车后座，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当母亲唤醒我时我们的司机和一个戴坚挺红帽子的男人正把我们的木箱从车顶抬到一辆手推车上。我们到港口了，离我们不到一百码处，码头边停着一艘大轮船，比我们在城里见到的哪幢楼都要高，像一头蓝色的海中巨兽，沿着码头足有半里长。在船的外侧，在清晨的灰白天空下，是一种更清澈的蓝色，平滑宁静如画，延伸到地平线，那是蓝色的海湾与大海。

　　我和母亲随着脚夫走到一个柜台前，在那里，我们的木箱贴上了有编号的标签，被两个臂粗膀圆的男人拉走了，他们露齿对我母亲笑笑，向她大声叫着什么，我听不懂。虽说时间还早，港口已经是一片忙碌。神色茫然的脚夫，身穿红色制服头戴坚挺的帽子，推着各式手推车在道上来来往往。穿工作服留胡须的男人在码头边闲坐在木头货筐上，牙齿乌黑的小贩叫卖着烤栗子，用浓重圆润的口音叫喊着：“哦，卖栗子，又热又好吃。来买啊，先生太太！栗子！”在这些脚夫、码头工人和小贩中间走动着一拨游荡的人，似乎被砍断了根似的漂流着，迷了道，没有了方向，男人穿着笔挺的黑色西服白衬衣，女人穿着宽大的带鲜花图案的衣裙，孩子们穿着星期天才穿的最好的行头，紧绷着他们的手腕和脚踝。用绳子捆好的手提箱、塞得太鼓的手提包、笨重的麻布袋四处散放在码头上，看上去像战争后留下的残迹。随处可见全家人在肮脏的路面上席地而睡，用卷成一团的内衣作枕头，用薄上衣作盖毯。沿长约一里的码头边响起一片哀伤凄苦的告别声，男人女人一起痛哭，紧紧拥住自己即将漂洋过海远去的亲属，似乎是送他们去地狱深处。

　　“对不起，请问在什么地方上船？”我母亲走到一个身穿灰白色卡其军服的宪兵身后问，他正背靠钢柱站着，一只手的拇指插在步枪皮带下。他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用下巴做了个含糊的姿势。

　　“在那边，太太。”

　　但是，这时他的目光看到了我母亲的腹部。他慢慢转过身来，然后终于俯身向前提起我母亲的手提箱。

　　“请跟我来。”

　　他领我们在码头上顺着停靠在那儿的长长的蓝色船身往前走。船的一侧上有一码高的字母拼写着船名：萨特尼亚号。但船名周围的油漆已干裂剥落，随处可见锈迹斑斑。

　　“几等舱？”那宪兵问。

　　“三等。”

　　我们最后在靠近船尾处停了下来，船跳板下拥挤着一群等着上船的乘客。

　　“这么说，太太是去美洲，”那宪兵说。

　　“不错。”

　　那士兵上下打量了我母亲一会儿，微微点着头，然后缓缓地甩一下手肘把步枪皮带换一只肩膀背着。

　　“那么，”他最后说，“祝你好运。”

　　“这个人真不赖，”他走开后，我母亲说。“他至少可以帮着把我们的行李搬上甲板。”

　　但是，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走上跳板。我们前面的队伍并排有五六英尺宽，还缠夹着包裹、篮子、手提箱，蜗牛似地往前移动。当我们终于移动到甲板时，我母亲走到队伍的一边，其他乘客纷纷闪开道让她过去。她疲惫地在自己的手提箱上坐下来。我们这时才明白干吗耽搁这么久：原来登船区被用绳子拦成个漏斗形，在那头有两名神情疲倦的年轻官员，身穿蓝色制服、戴大盖帽在检查证件，乘客们通过用绳子拦出的窄窄的过道往里走。

　　我和我母亲观望着，突然那边发生了争吵。当一名官员正检查一个身穿黑粗呢制服、须发灰白的老头的证件时，从老头手臂下夹着的有盖大竹篮里传出一阵“咯咯咯”声。那官员掀开篮盖，只见伸出一只瘦削的鸡头。

　　“对不起，先生，”那官员说，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未经特别许可，你不能将活动物带上船。”

　　但是，那老头似乎没听懂对方的话，固执地把竹篮抱在胸前。官员把规定又解释了一遍，一手抓着竹篮的提柄，用手势指着码头，建议老头把鸡卖给那边的哪一个小贩。但是，老头似乎突然感到害怕起来，好像是以为不允许他上船，于是紧抓住竹篮，想从绳子拦出的那人口冲进去。官员突然用劲一拉还抓在手里的竹篮提柄，想制止他，提篮脱离了老头的双臂。眨眼间，里面盛的东西撒满了一甲板——粮食、衣服、一只大画包、硬乳酪，还有那只瘦脑袋的鸡，狂乱地拍闪着翅膀，徒劳地想飞一段距离，扬起一地鸡毛，最后摔在甲板上“咯咯”乱叫，又开始在上船乘客的腿间乱窜，鸡爪在甲板的金属地面上打滑刮擦。一下子甲板上变得一片混乱，官员和那老头拼命在人群中挤，女人和孩子们尖声叫唤，躲避着那狂乱地拍着双翅的鸡。

　　但是，在我身边的母亲见状哈哈大笑，这是开怀的笑，笑得流出了眼泪。

　　“看看你，”当鸡被抓住，甲板上骚动过后，我母亲对我说，“老是这么严肃！”她做了个夸张的严肃的脸相，乜斜着眼，噘起双唇，接着又是一阵大笑，把我往她身边搂，用脸颊抵着我的脸颊。

　　“真是妈妈的小傻瓜，”她说，一边身体往后退，一边抹眼泪。“快点，在他们把我当疯女人扔下船之前，我们还是干我们的正事，找到自己的房间。”

　　我母亲从坐着的手提箱上挪动起自己的身子。但是，当她俯下身体去提手提箱时，一个身穿蓝色制服戴蓝帽子的男人，突然像幽灵似的耸立在隔离线内我们的身后，迅速地俯身向前，厚实的手掌一把抓住手提箱的拎手。

　　“让我来，”他说，一边轻松地把箱子从隔离绳上边拎了过去。一时间我真怕我母亲的玩笑话成了现实，我们要被人从船上扔下去：站在我们面前的男人，尽管他脸带微笑，但是看上去却凶巴巴，挺严厉的样子，刻板的下巴往前挺出，像是一种威胁。但转眼间他一把脱下帽子，模样似乎突然改变了，他严厉的脸相因斑白的头发、大笑时眼角边会产生的那些皱纹而变得柔和起来。

　　“我叫达坎杰洛，”他说。“安东尼奥?达坎杰洛，是船上的三副。我可以帮夫人把行李送到您的房间去吗？”

　　“谢谢，”我母亲说，神情犹豫。“你真好。但是，你并不是对所有的乘客都表示同样的好意吧。”

　　“可并不是所有乘客都有您这么重的负担。”

　　“好吧，你讲得有点道理。”

　　几分钟后，就凭达坎杰洛点一下头，我们就毫无阻挡地通过了用绳索隔离出来的通道口。到了隔离线的另一边，达坎杰洛迅速地查验了一下我母亲的旅行文件。

　　“莫利塞地区的人，”他说着从我母亲的护照上抬起头来。“我听见你跟你儿子说话时就这样想。不过，对从那些地区出来的人来说，你意大利语讲得真不错。”

　　“你的意思是，对一个农民来说？”我母亲问。

　　达坎杰洛脸红了。

　　“对不起，我的意思只是，你知道，我很了解那里的人讲的意大利语。我是特莫里人。”

　　“啊，特莫里，”我母亲微笑着说。“我听人讲，你们那里有些很漂亮的海滩。”

　　“噢，不错，”达坎杰洛迅速回答，不过，接下去又说，这时他已恢复了平静：“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海滩的话。实际上，我离开家乡时，心里烦透了海，我想走得离海越远越好。所以我一路横跨整个国家，想不到不知不觉地，这边又是海。我想躲也躲不掉。这是我命中注定的，我认为是这样。”

　　达坎杰洛瞥一眼我母亲的船票。

　　“409房间？”他问，感到吃惊。“但那是三等舱。”

　　“有人告诉我们，三等舱该从这儿上。”

　　“对，不错，不过你目前的情况不合适。三等舱比医院的条件还差。你得和六七个陌生人住在一起，还有他们尖叫不停的小孩。你还得与半船乘客共用一个厕所间。”

　　“那总比你们把屁股凑到船栏杆外面去大便强，”我母亲说。

　　达坎杰洛脸又一次红了；但终于还是发出了一声短暂的大笑，似乎他突然被自己的尴尬而逗乐了。

　　“好吧，我们不能整天站在这儿，妨碍别人走路，”他改用方言说。“我带你们去你们的房间。”

　　但沿着船舱楼梯走到半道，达坎杰洛却停住步子。

　　“你们听着，我刚想到了个主意。我们二等舱里也许还有个多余的房间。两张床，你们一人一个。还有间独用厕所。”

　　“你这样关心我们真是个好人，”我母亲说，“但是我真的住不起那样豪华的——”

　　“哦，钱不是问题。你明白，船长通常总留一间二等舱房间给——对，比如说给一位朋友。但是，我想这次航程他的朋友不会上船。来，随我来。”

　　我们又折回到甲板上，达坎杰洛领着我们顺着一条宽宽的通道往前走，两边是灰色的门和挂着窗帘的小窗，然后又顺着一段生锈的船舱楼梯到了上甲板。这里的通道排着一长溜脏兮兮的白色小船，挂在半空看上去像海鸥似的，来回忙碌的是穿着制服的船员。达坎杰洛领我们往船头去，敲一扇门，门上用黑色字体印着“船长室”。

　　“请进。”

　　我们进去的那房间没窗，又小又暗，墙上覆盖着黑色护墙板，地面铺的是厚厚的棕色地毯。护墙板可见多处已经扭曲变形，在墙画上形成长长的高低不平的波纹，使房间有了一种让人头晕目眩的动感。在一面墙上，一木架子书和一个木制古代航船模型的上方，挂着三口大钟，每口钟显示着不同的时间。

　　在一张巨大的木书桌后，坐着一个头发正逐渐稀疏、变白的男人，皮肤因受长期风吹而发干，他有一个厚实的下巴，面前摊着一张巨大的海图。我们进屋时，他眯起了眼睛，似乎突然射进来的光线使他感觉不舒服，接着他举起一只手去揉自己的后颈部。他穿着与达坎杰洛一样的蓝制服，但是他的上衣前襟上有双排金色钮扣，袖口上有四圈金色条纹，而达坎杰洛只有两圈。

　　“有什么事？”他眯细着眼打量着我和我母亲，似乎我们是达坎杰洛在货舱里橄榄和硬奶酪货堆间找出的两个没买票的偷渡者。

　　“船长，”达坎杰洛说，目光却并不看着船长，而是看着他头部上方的某一点，“这位太太有三等舱的票。不过我想，以她目前的身体情况还是住得安静些好。我建议把她安排在213房间。”

　　“哦?——213房间？但是我太太——”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使他沉吟起来。他仰身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抚着胡须灰白的下巴。“好，达坎杰洛，我懂你的意思。你现在住哪个房间，太太贵姓？？

　　“免贵姓伊纳森特。409房间。船长，给你们添这许多麻烦，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想我能对付着住——”

　　“409房间？那在吃水线下。那下边像地狱似的。太靠近锅炉舱。太太是一人出海？”

　　“你可以看见，我是和我儿子一起走。”

　　“对，对。不过我当然指的是你丈夫。”

　　“我男人在那边等我。他到加拿大好几年了。”

　　“噢？”船长的眼睛移向我母亲的腹部。“但你最近见过他了？”

　　“他常来常往。”

　　“对，我明白了。我想，他知道你带给他的这个小小的惊喜？”

　　“噢，是的，”我母亲微笑着说。“但我肯定他原先不知道。”

　　船长清了清喉咙。

　　“啊，伊纳森特太太，这孩子预产期还有多久？”

　　“五星期，还是六星期——很难说。我生维托里奥时比预计晚了三个星期。也许这次会早三个星期。我希望你们有接生员或者有个好医生。”

　　“啊？噢，对，我们有医生。有医生。”船长手抚下巴颏，若有所思；但是接着他又俯身向前，口气突然变得专断起来。

　　“好，达坎杰洛，给他们213房间，钥匙在管理员那儿。”他用一副打发人走的样子又把注意力集中在海图上。“再见，伊纳森特太太，祝你旅途愉快。你需要什么，达坎杰洛三副会很高兴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