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母亲被蛇咬却挺了过来。第二天，迪?勒西带我和我外公去医院看她。她被安置在二楼的一间大病房里，有三十来张病床，躺满了瘦削的生病女人，低语和轻声呻吟像风声似的充满了整间病房。我母亲身体倚靠着枕头，脸色又恢复了正常，又长又亮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在这凄凉的环境中出落得像朵鲜花。

　　“你就这样把我留在这儿，和这些老太婆睡在一起，”她说着把我拉到她身边，“而你自己拼命在外面四处乱跑。你在温习你的那些课本吗？”

　　“你什么时候能回家？”

　　“如果让我决定，我想现在就回家。他们这里做的番茄酱，用的是血再掺点水。他们上午从你手臂里抽出血来，到下午放在你吃的东西里让你再吃进去。”

　　在我母亲病床两侧睡的是两个皮肤苍白起皱的老太婆。一个正心无二用地做祈祷，一手拨弄着一串念珠，另一个闭着双眼躺着，嘴巴半张开，一棍塑料管从悬挂在床边的玻璃瓶往她手臂里滴注着药物。

　　“为什么那女人手臂上要插那个东西？”我低声问。

　　“因为她快死了，”我母亲说。“这里每个人都快死了，就除了我。”

　　那天下午，我把吃完草的羊群赶回牲畜棚时，在谷草堆里发现一副有人丢在那儿的墨镜。我把它拿进母亲房间里，用细细的金属镜脚紧夹在自己耳朵上，盯住墙镜中我自己陌生的身影仔细看。我看上去像个身材矮小的士兵：因为通常只有从服役部队回家休假的士兵才戴墨镜，有时候他们戴的墨镜镜片如镜面般光亮，上面照出你自己的身影不但矮小还变了形。

　　大约一年前，我还捡到过另外一副墨镜，是在母亲带我去河边的时候。那是一个春日，刚下过雨，山坡上覆盖着厚厚一层地毯似的绿草，空气清冽，整个世界好似镶嵌在玻璃框里，绿树、山岩以及在空中盘旋的麻雀，衬着蓝天和绿山坡，在清新的空气中被刻画得如此精细，显得生气勃勃。小河因春雨而河水陡涨，我们沿着河边涉水走了一阵，我母亲的裙子边因湿了水而变得半透明，紧紧地裹住大腿。接着我们走过一座由水中巨石形成的桥，到了对岸。我母亲领着我沿一条夹在小河和山崖间的小道往前走。很快我们走到一个隐藏在山崖壁幽暗处的大洞前，洞口十分齐整，很可能是人工挖成的。一小股溪流从幽暗处流出，朝小河方向流去。溪流似乎是从山石间冲刷而成，蜿蜒曲折如爬行的小虫。

　　“这是口温泉，”我母亲说。“温水是从地下出来的。我还是小姑娘时就常来这儿。”

　　“这水怎么变热的？”

　　“不知道。也许是魔鬼把水烧热的。”

　　山洞里空气污浊还有股怪味。一段沙质地开阔处便是一个大水池，池中心直冒水泡，好像水烧开似的，但我把手浸在水中时却只感到温热，觉得怪舒服的，就像冬天里母亲为我烧的洗澡水那样。山洞底阴影处，洞顶和地上都长出齿状的山石，有些山石上下连接在一起形成银白色的石柱。我和母亲一起在水中洗澡。她在爬进水池与我一起洗之前，把衣服随意地褪落在山洞地面上，全裸着在池边站了一会儿，身体平滑光洁，好像她刚褪去了一层老旧的皮肤。

　　母亲告诉我，除了她没别人知道这个山洞。但是，我们穿衣服时，我却发现了那副眼镜，夹在一块山石和洞壁之间，一块镜片破了。

　　“我可以留着它吗？”我问。

　　但是，我母亲赶紧一把从我手中抓了过去。

　　“你没见它已经破了吗？再说你戴着也太大。对你眼睛没好处。”在回家的路上，她把那副眼镜抛在河中。

　　我这次捡到的眼镜是完好无损的。当我戴着眼镜站在我母亲房间的阳台上往外看时，整个世界带上了一种蓝绿色，使我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但是我不想戴这副眼镜在村里走，也不想给我的好朋友法布里齐奥看，而是把它藏到床垫下，好像它是危险品似的。第二天一早却发现眼镜片被床垫弹簧压碎了，床下满地都是墨镜片的玻璃碎屑。我用手帕把玻璃屑收集拢来，与眼镜架一起拿到我放羊的那片草地上。然后，我闭上双眼，迈着晕晕乎乎的步子，歪歪扭扭地朝前走了五百步，依然闭着眼睛跪下身体，用手指盲目地挖土，直到挖出了好像够大的一个洞，把残破的眼镜埋了进去，然后我站起身又漫无目标地歪扭着走了五百步。这样，当我终于睁开眼睛时，已无法确定究竟埋在何处。我肯定，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能发现这副眼镜。

　　我母亲住了三天医院。当迪?勒西和我外公接她回家时，迪?勒西那辆菲亚特500型汽车顶上捆着一张床垫。我坐在外公屋前的长条凳上，看见那辆菲亚特咣当咣当地沿公路开来，车身后扬起一阵阵尘土，车顶上的床垫摇摇欲坠地倾斜着，把捆着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维托里奥?伊纳森特先生，”汽车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我母亲走下来坐到我身边说。虽然她看上去表情比往日严肃，但现在已毫无刚经历了一番磨难的迹象，头发往后盘成了一个髻，她头发平日不这么梳。“伊纳森特教皇，梵蒂冈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元首，近来可好？我们的教皇是不是一直在温习数学啊？”

　　“我不再想做教皇了，”我说。“我想做耶稣基督。”我母亲听了哈哈大笑。

　　“你这样想太迟了。当天使降临时，你妈已经和圣约瑟睡在一起了。”

　　“你就这样跟你儿子说话，”迪?勒西说，一边费劲地从车顶往下搬床垫。但他说这话比往常更带教训人的口气，也没有了与我母亲说话时通常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自卫心理，而我母亲的回答也显得比平日更恼火：“我们都知道你怎么教你自己孩子的。怎么在农民买50克盐时做手脚。”

　　我外公从车后绕过来，躬身拄着拐杖在我身边坐下，嘴里咕哝着，还往街心吐了口唾沫，那唾沫在阳光下如彩色玻璃片似地闪闪发光。他的眼睛朝公路方向凝视著。

　　“安多，看看你能不能找个人帮你一把，把床垫拿进去。”

　　“妈，”我低声问。“这床垫给谁用？”

　　我母亲耸耸肩。

　　“问你外公。是他买的。”

　　“是给你用的，”我外公说，声音又干涩又不自然。"下个月，你就七岁了。到这年纪就不能与母亲一起睡了。”

　　工厂生产的床垫在太阳沟可是个稀罕物。通常，村里人用的床垫是在家里自制的，在谷草外面蒙细麻布，甚至我和母亲睡的羊毛床垫也是家里自制的。我母亲告诉我，那床垫是多年前用剪下的羊毛填充的，是为了她和我父亲结婚做的。按村里的标准衡量，我们算个殷实户——有父亲的汇款，加上外公的养老金和收取的租金，而且我家只有三人过活。现在我外公给我从塞克城买了个床垫而不是在村里自制一个，这就说明了我家有钱。

　　但是，我不想和这张新床有什么干系。那一整天，我母亲在隔壁那间闲置不用的布满灰尘的房间里为安放那张床铺做准备，我却一直在思索这强加在我身上的变化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父亲回来，他不会让你和母亲睡，”法布里齐奥一次与我去山里抽烟嬉闹时对我说。“他要做生小孩的勾当。像羊那样。”他还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个圈，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插进去，来回抽动。

　　我最后断定是我父亲的缘故让我不能再唾在母亲床上。尽管他远隔重洋，身处何方，但他似乎总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控制我，看透我的生活，就像上帝能看透我的心思一样。对父亲具有这种能力，我不感到惊奇，因为在我心中他就像个幽灵，像某个形象模糊的鬼魂或是某种形式的存在，有时候会凝固成实在的人的形状，却不言不语，然后又一下子突然神奇地化散开去，变得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我母亲曾告诉过我她是怎样遇见我父亲的，那是在卡斯蒂勒西村过圣朱塞普节的事——他从部队回来休假，穿着卡其布军服，戴着军帽，所有的年轻女人都想获取他的青睐。

　　“但是就因为我对他不理不睬的，他倒先请我跳舞。我们就跳了，跳的是塔兰台啦舞（意大利南部的一种轻快的民间舞），他牵着我拼命转，出了一身臭汗，这时我听到‘滋’的一声，你父亲的脸一下子红得像西红柿。原来他穿的裤子从中间开了缝。”

　　但是，每次当我想唤起父亲穿军衣戴军帽跳塔兰台拉舞的形象时，我心中出现的总是一种闪烁的影子，就好比在夏天热浪蒸腾中的物体，飘忽不定。我母亲几乎不谈他别的什么事，家里又没他的照片，因此我有时候会想象他根本没长着脸，仅仅是一个模糊朦胧的影子，像有一幅帷幔将他遮掩起来，与世人隔绝。

　　我们现在与父亲之间惟一坚实的联系是每隔一个月左右能收到他的信，但是我母亲从来不给我念那些信。有一次我从壁炉里捡回了一封我母亲扔进去的信，拿到外面草地上去看，但是父亲字迹潦草，我什么也看不懂。有一段时间，我们去他在卡斯蒂勒西村的老家玩时，能听到有关他的片言只语，但是自从爷爷去世以后我们还没有见过他老家的人。在丧礼上，我的特拉莎姑姑，那是我父亲最小的妹妹，隔着教堂走道对我眨眨眼，后来帕斯奎尔叔叔帽子拿在手上走上前来，对我母亲说了些什么，使她笑了一下，但是我父亲的其他几位兄弟姐妹却直着腰冷着脸，别过身就走了。我们没等到我爷爷下葬就回了太阳沟。

　　然而有时候，我父亲的形象会从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像一段梦境似的出现。这是个英俊结实的男人形象，坐在桌子一头，黑色短发油光光地往后梳着，能很清晰地看见他的脸，五官轮廓分明，却因愤怒而变得僵硬扭曲。我们当时一定是住在卡斯蒂勒西村的爷爷奶奶家，因为也出现了他们的形象。他们阴郁地坐着，弓着背烤火，那火快熄灭了，他们周围正变得越来越暗。我看见父亲从桌子上拿起什么，一只盘子还是一只碗，朝坐在桌子对面包围在阴影中的母亲扔过去。我还看见当那东西砸在我母亲脸颊上时，我爷爷奶奶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母亲退缩着，嘴唇做出尖叫和因恐怖而又发不出声音的样子。这回忆是模糊而虚幻的，因此我也说不上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我在这里面看见的男人真的就是我父亲，还是仅仅是我想象为我父亲的另一个男人。但是，在我母亲的一边脸颊上确有个小小的几乎看不出的疤痕，疤痕的皮肤稍淡，像个不相连接的小十字形。

　　我的新床垫换下了旧的草床垫。这草床垫是我母亲童年时期的遗留物，爬满了床虱，还透出股霉味，下面因年久而弯曲的木床架上用的不是弹簧垫，而是用劈开的木板作的铺板。但足这床架放新床垫是太大了，床架两边都多出一英尺那么一截，床单和毛毯铺上去会从两边张开，就像小鸟的翅膀。房里除了床还有一把柳条椅，可以让我挂衣服，还有一只床边柜，放蜡烛或台灯用。房间的右上角张着银白色的蜘蛛网，那是我母亲打扫时遗漏未扫清的。这房间多年来无人居住，也许大约五十年前这幢房子造好之后就无人住过。造这房子用的钱是曾外公从美洲寄回来的——我外公家一直人丁不旺，从不会住满每个房间。我外婆先生下的两个孩子都因病早天，待生下第三个孩子即我母亲时却丢了自己性命。这个房间可说毫无历史可言，我第一晚住在那里，孤零零一个人睡在新床垫上，身体又僵直又别扭，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被遗弃的气氛，沉重地包围着我。

　　我母亲的房间里放着一张金属床架的大床和大衣橱，墙上挂着些照片，一张是我母亲身穿第一次领受圣餐时的盛装拍的，因年岁悠久而发黄；另一张是她和她的同学们站在塞克城的中学前拍的；房内的气氛又温暖又令人安心，充满着我母亲的气息，床单上留着她身体的气味，那是星期天或赶集市前有时洒在手腕和脖子上的香水味。房内还充满着这些年来我睡在这房里的回忆，有几百次我在半醒半睡中感觉到她溜上床睡在我旁边。

　　但是，我母亲房里也有鬼魂——大战期间，有两个德国士兵在那里过过夜。我外公曾指给我看那卧室墙上的弹痕，那是其中一个士兵用枪打蜘蛛留下的。

　　“从这里到卡普拉科特都能听到那声枪响，”他说。“可当我走上楼来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时，只见他们在床上翻滚，笑得像俩疯子。‘我刚打死了一个蜘蛛！’其中一个喊道，好像做了一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似的。打那以后，我就让你妈把自己反锁在牲口棚里。”虽然后来我母亲告诉过我，那两个士兵下来到牲口棚后面解手时，她曾和他们在草地上愉快地散了会儿步。

　　夜间睡在我母亲房里时，我曾透过阳台门上的薄纱窗帘看见过这两个士兵的鬼魂，嘴唇；上叼着香烟，还听见风吹动枪口碰到阳台栏杆的金属撞击声。现在，我躺在自己陌生的床上不舒适地移动着身子，设法避免朝左侧睡，那会令人倒霉的，我听见母亲走上楼梯的拖鞋声，听见她开了虏门后又关上，以及她床上弹簧的吱嘎声。当我恍惚入睡时，我又听到了那熟悉的金属撞击声，今天夜里我命该如此，因为我把母亲孤零零地留在她房里，成为幽灵的猎获物。风轻拂着我自己房间的阳台门，吹进门来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可怜的小家伙，”风轻声说，“可怜的小家伙。”但是传到我耳朵里的仍是那两个士兵的低语声，他们在我母亲房间的阳台上交谈，最后把步枪挂在肩上，蓝眼睛在黑暗中如火焰般的发光，走进了我母亲的房间。

　　“该走了，”他们说，我母亲睁开眼睛，轻轻地把被子推到一边。她已穿好了衣服：她一直在等着他们。她无声息地跟随他们出了房间，走下楼梯。他们在大门口停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士兵点了支烟，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穿过门厅，走进夜色。他们朝公路方向移动，我母亲缓慢从容地走在两个士兵中间，而我被生了双翅的床托着，从上面往下看。这时没人说话。很长一段时间，随着他们溶进夜色，惟一能听到的是干硬路面上的军靴声。终于我无法再看清他们在黑暗中的身影，只剩下一个士兵的香烟上那点火在发出最后的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