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美洲。这个词里交织着多少梦想、恐惧和矛盾的心理。这个词就像创世之初所说出的一个名字，召唤出一个新世界，尽管它打碎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山村、老屋和家人构成的世界。在太阳沟，男人长久以来就往别处迁移，去北方，去布宜诺斯艾里斯，去纽约。每年，他们都斟酌再三，选择何去何从，要考虑干旱是否会毁了今年的收成，或者卖一块地得的钱够不够付旅费，或者，是去托里诺（意大利西北部城市，即都灵）还是去瑞士，至少期盼每年都有收益，或者，考虑是出去几年还是飘洋过海到那边过一辈子。

　　有关美洲的故事许多年来已经在太阳沟慢慢传开。我外公的父亲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外公出生后不久，就离家去阿比西尼亚打仗，是第一批到达那里的人之一。战争结束后，他开始四处流浪，先是沿着非洲海岸一带——我外公过去常开玩笑说，他父亲曾娶过一位非洲新娘，在那个地方我还有一群浅褐色皮肤的表兄弟，祈祷时用非洲话，骂人时却用意大利语——后来流浪到阿根廷，最后到了纽约。有几年他寄钱回家，数额越来越大，足够造起了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但是突然汇款就停了，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一年后，我外公的大哥去找他，但是绝望而归。

　　“失踪了。”我外公对我说。“他也许是死了，也许现在还活在那儿，有一百岁了，娶了个美国老婆，生活得像国王。”

　　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在美国消失了，再也没收到他们的信。有几个也像我曾外公那样，老婆孩子都留在老家，但大多数人出去后，又回到山村，用积蓄造起一幢房子，在相对舒适的境况中度尽余年。在太阳沟就有几幢房子是用在国外挣的钱造的，虽然只不过是多盖一层或者一间房，门上装了个铮亮的铜门环，但与村里其他房子有区别。房屋主人也许是害怕太过张扬会招别人嫉妒。

　　但是，自从大战结束后，村里人出去大多有去无回。男人走了，过几年老婆孩子，有时候还有年迈的父母，也随之而去，土地和牲畜都卖了，衣服和旧锅都装进村里木匠做的大木箱里运走，房子空关着，门窗都用木板条封了起来。

　　“留下来的就是些小孩和老人，”我外公常常抱怨。“没人留下来种田了。”

　　但是，这时没人再去纽约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去阿比西尼亚，而是去一个叫“阳光客厅”的地方。大战前，我们这地区有两个男人，太阳沟的萨尔瓦特?曼西尼和卡斯蒂勒西村的昂伯托?隆哥飘洋过海偷渡去了那儿定居下来——人们说，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太阳沟里的男人和卡斯蒂勒西村的男人能在一起干事而不割断对方的喉咙——这时，他们的亲戚开始一个个去投靠他们，势头逐年增大。“阳光客厅”位于美洲一块叫加拿大的新地区。有人说这是个寒冷的地方，歪歪斜斜的木头屋子．还有大片大片的灌木和白雪；听人说这块土地上有绵延数英里大片平坦的绿色田地，宽广如海的湖泊，一个未堕落的世界，既无高山，也无碎石遍野的土地。

　　但是，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对从未迈出过由阻断太阳沟视野的四围山峰所圈住的小小世界、从未超越山村教堂钟声区域范围的人来说，美洲就是那个样子，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阳光客厅”都是一个巨大的村子的一部分，那里贫民窟、摩天楼、汽车与森林、绿色土地和大湖混合在一体，似乎整个广阔的世界与太阳沟本身以及环抱太阳沟的石头山峰组成的山谷差不多大小。尽管有从那边回来的人讲过在山村已流传一百年的有关美洲的故事，这些故事讲到污秽的工厂、累断腰的工作、微薄的工资以及臭虫横行的小棚屋，但是，美洲仍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似乎存在着两个美洲，一个美洲持续的仅是平淡无奇的生活，农民们把从无停歇的每日的艰苦劳作视为自己的本分、自己的命运，另一个美洲与其说是一个实际的地方，还不如说仅仅是一种心境，一个存在于看得见的世界表层下面的闪闪发光的天堂。这个天堂，连那些已经到了那边、每日长时间工作、积存起微薄的收入的人也从未进入过，但是它可望不可及地总是在他们周围出现。这两个现实毫无矛盾地并存在一起，就好比山羊同时既是普通的牲畜，又是神奇精灵的附身之处，就好比贝尔豪特的女巫既是衰弱的老妇，又是巫师、女术士。现在，偶尔会有个年轻男人从海外回来想选个新娘，村里的年轻女人会精心梳妆打扮自己，洒上香水，每天在村中广场上招摇过市，沉湎于胡思乱想，口中念念不忘的是充满渴望的一声“阿美利加”。但是，当那年轻人已选定意中人后，那些未被挑中的女人会说一句：“天底下生活都一样，”她们这时要为那个必须离乡背井、跨洋过海而面临不确定的前程的女人感到惋惜了。

　　然而，我母亲从不提到美洲，那地方对她来说似乎并不存在。我对美洲形成的概念来自我外公讲的故事，还有村里人的传言。“在美洲，”我曾听到朱塞比娜?达戈内罗说，“面包像胶水似的粘在你嘴里。他们必须往面包里放糖，否则什么味道也没有，不过，朱塞比娜与年老的父母住在一起，除了她没别人能照料他们，因此她几乎无望去海外。但是，玛丽亚?梅埃尔有个兄弟在美洲，她讲的故事大不一样。她说，那边的房子里面很暖和，即使在隆冬季节，你光穿袜子也可以到处走。“而且每个房间都装电话，看在基督份上，那是法律，你必须装电话。而我们太阳沟什么时候能装电话？得等到我们孩子的孩子也死了，葬入坟墓，也不知见不见得到！”

　　法布里齐奥讲什么题目都随口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他有次告诉我说，在美洲，人人都住在玻璃房子里。

　　“你洗澡时，任何人都可以过来看你，你可以看到所有女人穿着内衣的样子。在那边，人们总是互相看，因为没人信上帝。”

　　我母亲离家去罗马待了一星期。她回来时，手里攥着本护照，其中一页厚实的仿羊皮纸上印着里面有外国字的方框，框里的数字、日期和签名是用钢笔填写的。方框上部的一个蓝色王冠下方用大写字母印着“加拿大”几个字。在护照的签名页上，盖有好几个印章的是一张我和我母亲的照片，这张照片我可是从未见过。

　　“你不记得了？”我问到这照片时，我母亲说。“是你生日那天我们去塞克城照的。”

　　“你那时就知道我们要去美洲？”

　　“当然不知道，我是上星期才知道的，和你一样。我没有时间再另外拍一张。”

　　在一个塑料夹子里是一张将把我们从那不勒斯送到一个叫哈利法克斯（拿大东南部港市）的地方的船票，船票顶端印着一艘小小的轮船：

　　“这哈利法克斯在哪儿？”我问。“我还以为我们是去美洲呢。”

　　“美洲地方可大了，”我母亲回答。

　　去美洲在太阳沟来说已不是个稀罕事。玛丽亚?曼西尼不到一个月前刚走，与她父母和三个孩子，去和住在“阳光客厅”的丈夫团聚。马斯特罗安杰洛家中也有一人圣诞前后刚走。但是，总要安排时间把该做的各种事情做完。每个亲戚要准备一顿告别宴，家中财物或卖掉或送人，做箱子、装箱子，十几个小包裹由留在村里的人用棕色包装纸包好、用绳子扎牢，寄给在海外的某个亲戚，就像有时候把小包的食品丢进坟里，带给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幽灵。可是，我和母亲就像两个未经孕育就被过早从子宫剥离的婴儿，我们要用的大木箱一天就做好了，收拾行李只花了几个小时；而我们住的房子，尽管这几个月来家里人互相保持沉默，情绪对立，却似乎一直坚实稳定地存在着，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到处弥漫的是我们的生命和气味、我们的历史。可是，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房子就成了一个空壳，所有可用的家具都用大车运到齐亚?露西亚家里，百叶窗都用板条钉住封掉。我们家养的羊和猪乱成一团又不听使唤，被赶出自己的圈棚，赶进了齐亚?露西亚多年弃置不用的牲畜棚。我外公又一次被放在从教堂里拿来的木担架上，一路上哼哼唧唧地又呻吟又骂人，也搬到了齐亚?露西亚家，搬回了他度过童年时期的房子。他被安置在底层的一个小房间里，从窗口望出去便是帕巴山的山脊，而我和我母亲则睡在楼上玛尔塔的房间里，临走前的最后几天我们又睡在了一起。玛尔塔暂时睡在厨房里我那张带花卉图案的床垫上。

　　最后一件家具从我外公的房子里搬走，只剩下我母亲已收拾停当的大木箱孤零零地放在厨房中央，这时候我心里才形成“我们要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有形的概念。但是，在我们离开前剩下的这几天里，我还是无法理解这个事实所包含的确切意义。我走在街上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觉，似乎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飞升起来，在空中行走，房屋、人们的脸、说话声似乎都从我的眼前消退，让我的感觉是它们不存在。虽说我心中已满是美洲的各种形象，高楼、广阔的绿色田野，还有我记忆中长着黑头发的父亲，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它们的真实存在，甚至我的父亲这时也仅仅像是我在睡梦中想象到的某个人。对于未来，我能清晰地看到的，只是在我头脑中化为大海的、一种无边无际的空间，以及进入这个空间的旅程，这旅程并非以它的目的地定向，而是以它的出发地太阳沟定向。不知什么缘故，在渐渐往后退去的海岸边上，太阳沟总是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