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一东京电力股东大会报告

　　二〇一一东京电力股东大会报告

　　当时，我正边等红绿灯，边讲电话。在我大学毕业后工作过两年的公司，跟我同部门的前辈，八年来第一次打电话给我。

　　「不久前，我跟客户提起你，有人说很喜欢你的书呢。怎么样，最近好吗？」

　　「嗯，很好。现在吗？我想去看场电影，正要去电影院。是啊，大白天就很混。你工作辛苦了。」

　　才刚回答完，地面就突然摇晃起来。

　　「啊，地震。」

　　我仰头看，号志灯也摇来摇去。我想过一会儿应该会停，站在那里等，可是不但没停下来，还摇得更厉害了。

　　「哇，好可怕、好可怕。」

　　起初我还悠哉地描述状况，后来号志灯开始嘎吱作响，标示十字路口名称的牌子也左右摇晃，幅度大到难以想像时，我才察觉事态的严重性。

　　「糟糕，大事不好了，对不起，我要挂电话了。」

　　我没等人在大阪的对方回应，赶快挂了电话，然后没多想，拔腿就跑。地面还在摇。整个视野都在摇。柏油路好像变成了塑胶地面，脚底的触感很奇怪。我卯起来跑，感觉很像跑在随波起伏的船的甲板上。

　　车子都停下来了，因为人都跑到了马路上。我刚才等红绿灯的地方，正好有很多美容院，头上缠着毛巾的欧巴桑、高高拢起的头发上插着颜色鲜艳的烫发卷的欧巴桑，同时从左右的美容院冲出来。地面还在摇，缠绕在欧巴桑胸前或头上的毛巾，白得特别显眼。

　　那天刮着强风。

　　不知道是风太强，还是地震的关系，电线杆东摆西荡，摇个不停。

　　时间是三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四十六分。

　　当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持有东京电力的股票这件事。

　　◎

　　「电力股的配息非常好。」

　　直到发生地震的前一天，这句话都是如雷贯耳。譬如，东京电力的配息有百分之三，买一百万日圆的东京电力股，就可以拿到三万日圆的股息。这年代，在银行存一百万日圆的活存，一年只有一百或两百日圆的利息。两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当然，不尽然都会获利。股票就是这种生物，时价会变来变去，花一百万日圆买的股票，如果跌到九十万，即使拿到五万的配息也是赔。

　　所以我买了电力股。

　　电力股等社会基本建设类的公司的股价，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是所谓的安定股。因为这些公司是贩卖电力、瓦斯等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东西，万一发生什么事，会有国家在背后支撑，所以几乎没有股价变动的风险。再也没有这么稳健又好赚的标的物了，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不持有电力股。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要把钱乖乖存在那种小气吧啦的银行。

　　我把这种煽惑的话当真，买了电力股。在网路证券开了新户头后，心想买越大的公司越安全，就买了很多东京电力公司的股票。当时是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一股一千九百六十四日圆，我买了五千股，共九百八十万日圆。一口气签下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笔金额，我全身都热了起来。

　　不过，我当时的想法是，反正我也不赚股价上下波动的钱，只要放个五年、十年，稳稳地拿配息就好了——是的，在三月十一日前是这么想的。

　　地震是发生在下午两点四十六分。

　　东京股市买卖股票的开盘时间，上半场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当时），下半场是十二点半到下午三点。

　　三月十一日，从地震发生到股票交易时间结束的短短十四分钟，这世上究竟有多少人会想到自己持有的股票正在暴跌，立即抛售呢？起码我是连自己持有股票这件事都没想到。

　　在三月十二日到十三日之间，日本才知道自己遭受的损伤有多严重。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那两天的精神打击特别大。在东北发生的事，一件件被揭开，我无言地坐在电视机前许久，对已经发生的事，以及今后还可能发生的新灾难感到不安的情绪，急遽高涨。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一号机发生了氢爆，内阁官员每每出现在电视上，脸色都越来越难看。总理的眼睛像蜡人，说着无法领会的话。我坐在马桶上发呆，边想日本可能会完蛋，边祈祷核灾不要再恶化。紧盯着新闻看到三更半夜，中间有几次瞬间觉得状况似乎不可思议地好转了。然而，整体看下来，所有事还是在恶化中。我就像待在坠落的电梯里，为看到图表的棒子上升了十公分而高兴。但悲哀的是，所有结论都在核子反应炉内了。

　　地震是发生在星期五，股市礼拜六、日休市，这两天与核电相关的状况更加恶化。我必须在开市的星期一前，决定如何处理我持有的东京电力的股票。也就是说，我必须用行动表示，我对现在进行式的核电事故的结果有多少期待。

　　我边写已到截稿日的文章，边思考这件事，在星期一的早上，决定卖掉所有东京电力的股票。

　　◎

　　股票交易的方式，分为限价单及市价单两种。

　　所谓限价单，是指决定价格下单。

　　而市价单是指不决定价格下单，也就是意味着以对方的出价成交。

　　三月十四日，星期一。

　　早上五点，我完成工作，在网路下了市价单，抛售所有东京电力公司的股票后，上床睡觉。这么做，不用在震灾发生后的第一次开盘时间早上九点起床，股票也会自动脱手。我没下限价单，因为经过礼拜六、日，持续与沉重的不安对峙，任谁都会想到同样的事，柬京电力股票的卖出单蜂拥而至，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在这种状况下，绝不可能优雅地下限价单，指定具体的卖出价格来控制损失。市价单会比限价单优先处理，据我判断，不管损失多少，能及早卖掉就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睡到下午才起床。

　　卖出的股票究竟损失了多少呢？明知不可能赚钱，只会大出血赔钱，我的心还是七上八下。打开电脑，我盯着跳出来的网路证券交易画面。

　　一时之间，我无法理解怎么回事。

　　画面上关于我的资讯毫无变动，持有的股票数还是一样，也就是说，一股也没卖出去。

　　我以为是我设定错误，但是并没有。

　　是跌停板，全然没有买主。

　　电脑的交易画面，详细记载着买方与卖方的资讯。卖出的单子总数，与买进的单子总数，两者之间的平衡土崩瓦解，令人惊愕。

　　离奇的是，画面上还是有想买进东京电力公司股票的单子，只是没能完成交易，总数量是三万股。

　　而想卖出东京电力公司股票，却找不到买方的单子，数量是五十五亿股。

　　这个庞大的数字放不进交易画面，我第一次看到很多并排的0旁边，添加了代表千的「S」。在我起床的一个小时前，第一核电厂的三号机发生了氢爆。状况更加恶化，隔天、再隔天、再再隔天，东京电力公司的股票在东京股市连日来都是跌停板。曾经高达两千日圆的股价，在三天内跌到九百日圆。未免跌得太快，我整个人都傻了。我无计可施，也没再下单，只能张大嘴巴眼睁睁看着钱逐渐消失不见。

　　我放弃了卖股票的念头。

　　等到核电稳定下来，股价再涨回去，我不知道要等五年或十年，但是我决定等下去，尽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可是，隔天我又怕东京电力哪天会变成JAL那样，心想最好在连一圆都不值之前卖掉，否则会全部泡汤。于是，我猛然推翻前面的想法，决定明天非卖不可。

　　持有东京电力的股票，除了只会是惨重损失的事实外，还并存着另一种心情。

　　关于核电，东京电力的一连串回应，都让我很想破口大骂。可是，像「倒闭算了」这种话，万一成真，我也很困扰，所以我不会骂那种话。另外，听到有人说东京电力可能会国有化，我就说：「国家怎么会刻意去扛那种风险呢？」婉转地否定传言。「批评也没有用，实际做事的是那些人，我们只能为他们加油打气。」难得听见电视名嘴绕个圈子，给东京电力这样的声援，我也会绕个圈子表，示赞成：「喔、喔喔，说得也是。」因为我还是抱着肤浅的期待，希望股价会上涨，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

　　其实这是贪心的报应。东京电力是贩卖高危险商品，一旦损毁，任谁也无法处理。这样的东京电力，为什么会有百分之三的配息呢？因为公司把应该用来维护安全的钱，都发给股东了。利用高配息，封住股东的嘴巴，股东就不会责怪公司的经营过于仰赖核电。我也是被这样的糖果诱惑，没多想就买了股票。什么核电的风险，想都没想过，只想着那百分之三的股息。然而，实情是公司为了满足股东，把用来建造防潮堤的钱都拿去配息了。公司与股东和乐融融，十多年来肩并肩一起悠哉地迈向了灭亡之路，而我只是加入了这个行列的尾巴。

　　总之，这就是贪心的严厉惩罚——即便我这样回头反省自己的行为，股市的股价还是继续暴跌。

　　我终于忍不住惨叫起来。这样根本不能工作，我投降了。抱着没有未来的股票，绝对没什么好处。顶多只能告诉朋友，我的东京电力的股票损失惨重，让他们开开心而已。

　　「震灾后，我第一次开怀大笑，谢谢你。」

　　有朋友特地写这样的电子邮件给我，表达谢意。编辑们一本正经地说：「哎呀、哎呀，好可怜。」嘴角却浮现一抹窃笑。我知道，他人的不幸是甜蜜的滋味。

　　在不对的时机买下大量的东京电力的股票，之后的价值缩水速度却只能用「悲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温暖人心的花絮，可是千载难逢呢。

　　心情好转，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可是，我总不能为了让周遭人开朗起来，不断消耗自己重要的资产。

　　到了三月底，再也忍不下去的我，终于把所有股票都卖出去了。一股一千九百六十日圆买的股票，已经跌破五百日圆。

　　瞬间，买进大约三个月的股票，确定损失了七百三十四万日圆。

　　◎

　　我与东京电力之间的特别关系结束了。

　　接下来，应该还是会过着一个小小用电者的生活，默默支付每天使用的电费，只有在涌现攻击性的情绪时，骂骂东电。我把股票上的惨重损失，视为万城目家的教训。也就是说，今后万城目家的人绝对不可以买股票。我借由订定这样的家训，努力淡化心灵的创伤。然而，现实上，今后的二十年内，万城目家可能买股票的人只有我一个。

　　抛售股票两个月后，在六月的某天，我接到东京电力寄来的密封信。

　　我想可能是电费又要涨价之类的说明书，打开厚厚的密封信一看，里面是「第八十七届股东常会开会通知」。

　　我很诧异，已经把股票脱手的我，怎么会接到股东大会的邀请呢？我查过后，知道是以「基准日」为准，名字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就有出席股东大会的权利。东京电力的条款中订定的基准日是三月三十一日，正好是我把股票全数卖出的日子。

　　根据通知手册，召开股东大会的时间是六月二十八日的早上十点，会场在ThePrinceParkTowerTokyo，位于东京铁塔附近的芝公园。

　　附加的表决权行使书上，有由公司提案的第一案、第二案，以及由四百零二名股东提议的第三案，各自备有赞成、否定的栏位，用来打〇。第三案的旁边，用很小的字做了补充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反对股东之相关提案。」

　　看到这行字，我突然产生了兴趣。

　　这项第三案，是要求更改部分条款，撤出核能发电。

　　表决权行使书上记载「可行使之表决权数五十个」，是说明持有五千股的我被赋予的权利。行使表决权的方式有三种——邮寄或透过网路，在股东大会前一天做回答，或是出席股东大会，直接参加表决。

　　我没多想，就决定参加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股东大会。

　　◎

　　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点。

　　引发未曾有过的核电意外的东京电力，灾后第一次召开股东大会。当天一大早，会场周边的气氛就异常火爆——呃，并没有。我一路嘀咕太阳好大、天气好热，跟着一群快步走向会场的中高年者，一起走到了ThePrinceParkTowerTokyo。大厅的冷气很强，很舒服。每隔五公尺就站着一位神色紧张、穿着西装的男性，举起手引导路线：「参加股东大会的人请往这边走。」

　　会场在地下室二楼的宴会厅，这儿傲称国内最大会场，可以在法国巴卡拉水晶吊灯下，盛大举办婚礼。最近，市川海老藏【注：歌舞伎演员、明星，本名堀越孝俊。】贤伉俪在这里举办过宴会，据说最多可同时容纳三千到四千人。

　　穿过大厅，搭上通往地下室的电梯时，空气突然变了，变得又闷又热。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心想不会吧？不料还是被我猜中了。吁请世人节电的公司，任何时候都敢大胆实施节电，股东大会当然也节电。饭店一楼的冷气是开得很强，但股东大会是由东京电力一手包办的，空调当然要符合东京电力的基准。我不知道温度是不是设定在二十八度，总之我是在湿热的空气中出了电梯，走向会场。

　　检查完随身行李后，把表决权行使书交给工作人员，换取入场券。

　　我进入偌大的会场，在中间稍后的位子坐下来，时间是九点十分左右。九点半时，会场几乎坐满了。我观察四周，男女比例大约九比一，男性占绝对多数。而男性又以四十岁以上的中高年者居多，占九成。服装各式各样，以前开衬衫搭配长裤的人最多，也有人像刚慢跑回来，一身轻便装扮、短裤。会场果然不凉，我好羡慕有带扇子来的人。淡淡播放的轻快古典乐，是会在旅馆的早餐会场听到的那种音乐，但并不适合这种场合。

　　上午十点，响起了股东大会开始的铃声。

　　正面舞台上，摆着如鹤翼般左右排开的椅子。西装笔挺的人一一入座，看起来是一家董事很多的公司。坐在中间的议长席，那个白发苍苍的人，是胜俣恒久会长（当时）。议长开始致词时，我还以为在他十分诚恳的致词中，会穿插为受难者祈福的默祷，没想到他全然没那种意思，一直说下去。因为默祷与股东大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吗？不，大震灾对股东大会造成极大的影响，默祷一下也不为过吧？可是这么做，恐怕又有人会说：「不要惹了祸又自己说默祷嘛。」所以他不会刻意做这种事来刺激大家吧？致词就在我这样东想西想中结束了。

　　令人惊讶的是，致词一结束，前面就响起了如雷的掌声。话说董事们出场时，前面那几排也很多人站起来迎接。「咦，这是规矩吗？」起初包括我在内，周遭人的反应都是瞬间有些慌乱。现在又换成了拍手。以前后位置关系来看，我是坐在从中间数来稍微后面的地方，我周遭没有人拍手，全都跷着二郎腿，等着看事情如何发展。没想到他们会在这次受高度瞩目的股东大会，使用昭和式战术，派自己人坐镇前方。这或许是每年的惯例，今年竟然也照做，不愧是东京电力公司。不论是闷热的空调也好、前方固若金汤的啦啦队也好，都在在显示这家公司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柔软度。才开始十分钟，东京电力就对在场所有人，成功地宣示了这样的公司风骨。

　　会长之后，由清水正孝社长（当时）说明决算报告书。前面会长致词时，就有些零零落落的嘘声了，这时候则是突然从后面响起了尖锐的叫声。好像是有人想挤进客满的会场，却不能进来，引发了争吵。被激怒的女股东对工作人员大叫：「不要碰我！」可是她吵得太凶，坐着的股东反而对着她大叫：「安静！」、「你出去啦！」

　　这天，参加股东大会的人数超过九千人，但其中大约只有四成的人，进得了我所在的第一会场。对于比较晚来，埋怨进不了第一会场的股东，我都是冷眼看着他们。这么受瞩目的股东大会，想都知道会场会挤满人，进不来的人，当然会被安排到其他会场看电视转播。不过，能或不能直接面对东京电力的干部，差别很大，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早点去会场。当天，我一如往常工作到早上五点，只睡了两小时，八点出门，计划提早一小时到达会场。即便三十分钟前才到达，也还有后面的位置可以坐。快到时间才来，还想伸张股东的权利，争取好位置，也未免太天真了。

　　当我坏心地想着这些事时，在电视上看过很多次的清水社长，还是以淡定的口吻做着说明。「本期是一兆二千四百七十三亿日圆的赤字。」我茫然听着这句话，心想这家公司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还没倒闭，究竟是怎么样的架构？

　　不知不觉中，我忘了会场的闷热。

　　漫长的股东大会才刚刚开始。

　　◎

　　若要说是攻击型（offensive）股东大会，还是防御型（defensive）股东大会，对东京电力来说，这次当然是防御型股东大会。因此，东京电力的发言处处可见作为缓冲的说词。对自己遭受的损失，一定加油添醋过度渲染，譬如说「异常巨大的天灾」、「史上罕见的海啸」等等。对于自己做的事，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每件都轻轻带过。譬如说，这次的核电事故对附近居民造成的精神伤害的赔偿金额，根据东京电力的估算，截至股东大会为止是八百八十亿日圆。这是个天文数字，我还以为他们会像形容自己所受到的灾难般，平等地加以粉饰，却没听见这样的内容。我完全不记得东京电力的干部们，用符合那个赔偿金额大小的说词，为自己散播的灾难做过任何说明。

　　我想任何人都不想挨骂。「上司愿意骂你，表示还看重你。」这句话，只适用于刚出社会几年的新人，人生最好还是不要挨骂。然而，偶尔还是会陷入只能挨骂的状况。我怎么看都觉得，东京电力是很怕挨骂的资优生，不习惯挨骂，极度恐惧挨骂，想尽办法删减会挨骂的因子。可是，最后还是免不了挨骂，挨骂后就摆出一张臭脸，或面无表情。然而，这是表示他们内心充斥着澎湃汹涌的反骨情怀吗？其实不然，他们是非常卑屈的。

　　首先是对国家的卑屈。这家公司根本没有丝毫空间可以靠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进入质问时间后，这个值得同情的事实越来越明显。所有一切，都要等国家制定方针才能行动。最卑屈的是，长久以来与他们都是两人三脚的共犯状态的国家，现在分明是翻脸如翻掌，他们怒火中烧，打从心底藐视国家的朝令夕改。然而面对股东尖锐的指责时，却还是拿国家当盾牌，说什么国家的方针还没决定。

　　其次是对法律的卑屈。面对股东毫不留情的逼问，从会长到回答的干部们都口径一致，令人惊讶。他们的论调几乎如出一辙，第一阶段说：「关于这个问题……」先汇整内容，第二阶段一定说：「根据核能基本法」、「基于国家的规定～」、「听从建议～」宣示他们的行动都有法律根据。到第三阶段，主旨部分频繁使用「其结果」。最后，他们会以不落人把柄的官方说法、避免失分的资优生说法做为总结。不可思议的是，只要使用这种方法，所谓的责任就会消失。被股东逼问的内容，问题明明是出在经营团队长年来的判断错误，他们也能以缺乏抑扬顿挫的口吻，滔滔不绝地说：「我们是依据法律行动，没想到遇上天灾，『其结果』就变成这样了。」于是，现实就一举从眼前消失了。东京电力的干部们非常不喜欢当主角，只要有机可乘，就试图把主角的宝座推给国家和法律，却在股东大会的舞台上自称主角，这样的光景实在很滑稽。

　　不喜欢当主角的他们，说到自己公司的未来，也很卑屈。他们不断强调，只要现状还没整顿好，就没有环境可以思考将来的事。从会长到社长、副社长等高级干部，都无法从自己口中提出具体的目标及展望，只好不断重复「我们会努力」的幼稚口号。东京电力彻底躺平了。一般公司早已破产的损失金额、今后为了稳定核电所需的天文数字费用、因日益恶化的放射能污染而须给予渔业、农业、酪农业等的补偿费用等，没有一件是公司可以独自应对的事。明明成了该有人出具死亡证明书的身体，却因为所有人都不愿意接手，只好丢着摆烂，形成这种惨不忍睹的状况。

　　随着时间流逝，参加的股东渐渐明白，这个股东大会没有任何推动力，眼前的干部没有人打算扛起责任。而且，议长已经报告过，依据大股东事前提出的委任状，经营阵营的提案受到表决权的多数保障。亦即，在这个场合，不论做什么讨论，结论都一样，股东大会不过是场闹剧。

　　这件事让人跌破眼镜。

　　议长这么宣布时，在一片「什么嘛」的叫喊声中，处处可见忠实呈现跌破眼镜模式的中高年者。

　　怎么想都毫无意义。

　　使股东大会更加无意义的是，由于经营阵营没有人愿意扛起责任，原本追究有形责任的股东质询，开始集中在今后能不能拿到企业年金、能不能拿到奖金等极为短视的个人收入问题上。歇斯底里地大叫「不要脸！」的股东一个接一个出现，然而，对经营阵营来说，这是最让他们好过的质询。股东们热络讨论道德面的问题，也是议长一句话「这是董事会决定的事」，就瞬间结束了。尤其是事先提出的「干部薪水五折」的对策，我甚至怀疑是刻意用来当钓饵的。对自己的裁决太轻，势必会被股东攻击，质询时间加总起来，恐怕会超过一个钟头吧？然而，全都是马耳东风，徒然浪费时间而已吗？

　　不，并不尽然。他们最痛苦的是，被追究环境上的道义责任。对于过程的质询，他们拿国家与法律当挡箭牌，强调自己只是遵从指示，早已练就让责任逐渐消失的回答技术。然而，对于结果的责任就不同了。向来主张安全的事，现在彻底出现了破绽，他们尤其不知道如何搪塞，又不能自己否定过去。因为是否维持核电，是取决于他人，与东京电力的意志无关。只有针对这个问题，他们全都深深表达了歉意。他们只能表达歉意，没有人能具体说明今后将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过去将负起什么责任。

　　他们很无力。股东们更无力。在那里，现实根本不存在。在福岛发生的现实，对经营阵营来说不是现实。对他们而言的现实，只有国家一个，在眼前召开的股东大会当然也不是现实——这是在历经六小时的空洞闹剧落幕后，我唯一学到的一点。

　　◎

　　下午四点十分，股东大会结束。

　　在长达六小时的股东大会中，我去了厕所两次。

　　然而，七十一岁的议长胜俣恒久会长却一次都没离开过座位。

　　持续坐六个小时，什么都没吃，连我都觉得意识有点恍惚了。因此最令我惊叹的是，胜俣恒久会长的头脑与胆量，他几乎是独自一人主持怒吼不断的火爆股东大会，时间长达六个小时。

　　我很想知道，每次在电视上总像戴着能剧面具，越是道歉越是给人坏印象的这号人物，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也是我参加股东大会的主因之一。

　　说老实话，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差，

　　甚至还满欣赏他那种软硬不吃的恶劣形象。他绝不会说出真心话，从他的表情也完全看不出什么，但有时可以从他的应对中瞬间感受到幽默感。我还很无聊地想像，假如他是一般糖果店的老板，一定很受小朋友欢迎。

　　我大学

　　毕业后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公司，也有会长。有会长的公司，都会被会长的色彩同化，因为会长是让人非常害怕的存在。在局外人眼中，或许只是个老人，但在局内人眼中却散发着种种的光环。会长对员工的影响就是这么大，可能往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的典型例子，就是无法培育接班人。

　　在六小时的股东大会中，胜俣恒久会长一直是独自掌控大会议事的。接到质询，立刻指定负责的干部回答，而被指定的干部会站起来，流畅地回答。指定干部时，他的声音没有一丝丝的犹豫。从股东位置来看，会长的左边坐着社长，右边坐着副社长，他却没有跟他们讨论过一次。像是在国会，总理都会与大臣们讨论，由谁来回答比较合适，这里却看不到那样的画面。会长与左右显然不是横向关系，而是强烈的纵向关系。

　　不过，没多久我就觉得，这个老人非站在纵向的前头不可。

　　对于股东质询的回答，其他干部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他们的官方说法式答辩就越来越含糊不清。相对于此，胜俣恒久会长的发言就非常直率、易懂。有位股东说：

　　「请给我们今后继续持有股票的希望。」

　　「目前没有确切的希望。」

　　这个回答又是直率得过了头，会场一阵哗然。

　　讨论到一半，内容越来越混乱，股东们的质询变成闲聊漫谈。我远远看见，他面对这样的质询时，偶尔会露出笑容。不论任何质询，他都勇于面对，不会逃避，一一回答。清水社长与会长截然不同，六小时里，他有五个半小时都低着头，抬也不抬一下。

　　来自福岛的股东，以悲痛的语调叙游着当地的受灾状况，但即使是这样的场面，清水社长也没有抬头的意思。他已经放弃作战，退出了战局。结果，在那么多干部当中，展现奋战气概的只有会长一人。他独自承受来自会场每个角落的敌意，守护在左右两旁待命的干部们、守护东京电力。他要抗拒非比寻常的压力，又没有任何糖分的补给，还要连续六个小时脑力全开，或许真的是妖怪。

　　今后，东京电力必须跟庞然大物的对手缠斗几十年，那个对手是他们亲手培育起来的怪物，名为核电。但是，目前只能由七十一岁的老人带领东京电力，因为遗憾的是，没有其他人可以作战。

　　不过，我已经不是股东了，这不是我该担心的事。百分之百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导致的结果。

　　◎

　　出席股东大会的三天后，我又收到东京电力寄来的密封信。

　　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主题是：

　　「第八十七届股东常会议事录」。

　　上面记载着选出来的董、监事的名字，而关于要求撤出核力发电的第三案，只有一行字就解决了：

　　「本案否决。」

　　还附上一张纸写着「本期末不分配股息」，也就是说，我当初买股票的企图，全都落空了。

　　这时候我才想起，在这次的股东大会上，居然没有人大叹股价暴跌，造成自己的资产锐减，忿而向经营阵营抱怨失去了未来。为什么大家都不提这件事呢？

　　大概是对火灾难感到绝望，又认为向经营阵营抱怨也没有用。当下大家似乎都想着比自己的资产更重要的事，希望可以针对这次事件得到某种答案。

　　究竟，在那场股东大会，大家是否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呢？

　　在我眼前转个不停，已经买了十年的电风扇，吹来微温的风，宛如空虚地贯穿了我的心。在这种感觉中，我默默将纸张放回了信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