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体制后期（1728〜1735）

双重战争

在格洛瓦十三世二十三年治世中，圣特内里王国对外行使武力的唯一机会——姑且不论新大陆持续不断的慢性抗争——便是双重战争。即便不举先王格洛瓦十二世几乎无休止地介入各地纷争的例子，格洛瓦十三世也无疑是卢瓦朝历代诸王中最厌恶战争者之一。然而，仅仅这一场战争，却给政权——乃至整个王国——带来了极为深重的影响。

本书以格洛瓦十三世的言行作为主题，因此对双重战争本身的深入讨论恕不展开，仍如既往那样，以王如何介入事件为中心加以概述。以双重战争为主题的研究已有许多佳作刊行。感兴趣的读者请务必参考那些著作，卷末亦附有参考文献。

首先，让我们确认一下“大改革”之后至第十九期中叶形成的通说。它的内容很简单：受领土欲望与名声驱动，格洛瓦十三世以普罗赞王弗莱什三世之死为契机显露出野心，决意在新大陆与中央大陆同时发动攻势——仅此而已。

对于经历过近代以降在极度复杂利益纠葛尽头爆发的致命性多国间战争的我们来说，这一构图过于简单——正因为过于简单，甚至令人怀疑。然而直至第十八期的战争，或多或少都带有这种属人的特质。某日，某位王生出某种欲望，于是战争开始；或者他国王侯书信中有某句令他不快的话，那也能成为开战理由。当然，也有作为既有社会、经济问题之溃裂形态而爆发的战争。无论如何，我们现代人与第十八期的人们之间，对于“战争”这一事物的感觉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第十八期的人们并不知晓一次攻势便会数万人战死的人间地狱。而当时数万人，几乎是全国全军的规模。

上述通说在史学界很早就已被否定。因为要判断开战的契机，根本不需要了解格洛瓦十三世的内心——战争源于新大陆安格兰殖民诸城邦军的攻势，以及普罗赞王弗莱什·沃丹二世对施图比尔格王国的入侵，如此而已。

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明明如此清晰的事例已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到确认，为何还会制造出通说中那种归咎于格洛瓦十三世的论调？这才是问题所在。

双重战争通常被理解为圣特内里史上罕见的屈辱性败战。圣特内里被迫放弃了新大陆的殖民城市群，连格罗维尔（今联邦共和国城市格罗贝尔）也包括在内。三王同盟破裂，施图比尔格王国的权益也未能收回。唯一到手的是低地诸国南部城市群，但那只距实际统治相去甚远的名目上的虚拟领有。王国向“身份较低”的普罗赞王国献出人质——玛格丽特王女——乞求和平。在第十八期的人们看来，这一切就是“屈辱”一词的完美具现。

不过，知晓其后历史的第二十一期我们，可以稍微采取不同的视角。将新大陆收入囊中、尽享太平盛世的安格兰，恰恰在这一刻握住了日后那场噩梦——新大陆独立战争——的火种。“圣特内里的女儿”玛格丽特成为人质入普罗赞，日后她以王妃之身，极大地左右了王弗莱什四世的政治姿态。

而最重要的是，圣特内里自身在这一战中被强制改变。对不涉政治的普通市民而言，直到此时，战争仍不过是“世间最大规模的表演”——它是诸王乐此不疲的“高贵游戏”之一，也就是“与自己无关之事”。真正上阵打仗的士兵，大多是穷途末路者或地痞流氓之流，是几乎无法与强盗团区别的佣兵。对一位善良的普通市民来说，那是些即使消失了也毫无问题的人。

然而，格洛瓦十三世治下稳步推进的军制改革，将士兵与市民连成了一体。有意为之的频繁宣传，使市民对军队的印象不断改善。以往仅见于部分连队的组织化、相对平等的“征兵”，已扩展至圣特内里全境。对市民而言，战争不再是别人的事。自己的同事、丈夫、父亲、兄长、弟弟走上前线，战死。虽然与第二十期的国家总体战体制相去甚远，但其中已然可见“伟大军队”的萌芽。

也就是说，双重战争的失败，对市民而言绝非“我王不幸输掉的游戏”。那是自己的失败。既然如此，屈辱就必须被洗雪。

另外还有一点与第十九期以后截然不同：双重战争中，因战斗而死伤的人数压倒性地少。圣特内里本国军队实际与安格兰、普罗赞及低地诸国军交战的次数，意外地并不太多。那不过是以现代眼光看来极小的规模，反复进行着无尽的移动与无尽的围城战。由于没有准确的统计调查，只能止于不可靠的概算，但六年的战争期间，中央大陆各国的军队死者数未超过一万人。换言之，若抛开经济、社会层面的诸般问题，继续作战是完全可能的。若是格洛瓦十一世或十二世时代，肯定还会再打上几年。不过，十一世、十二世只需操心“地痞”的筹集，而格洛瓦十三世却必须面对更大的问题。在双重战争中，国家因战争而拘束的市民——被征召的人们——并非无固定居所的无业者。他们有正当职业，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是名副其实的“市民”。他们的缺位若长期化，将对国家运营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对于不可能奢望从高处分析的同时代圣特内里人而言，双重战争是一场“明明还能继续打”，却早早举手停战、“屈辱的讲和”被迫“由自己”承受的战争。施特罗瓦条约给人们带来了这一共同认识。

这甚至已是神话叙事的开端。如前节所述，圣特内里共和国将建国神话依托于打倒“古史”之恶的理念。而“古史”之恶，正是那个在双重战争中“贬损”了祖国的东西。

如此看来，双重战争的“双重”一词，还可在双重意义上加以解读。它既意味着新大陆与中央大陆同时开战这一战场的双重性，也包含国民意识萌芽与“古史”式王权崩溃同时发生这一历史进程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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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战争中的王之战时指导

在圣特内里近期史最大分水岭的双重战争中，王的战争介入施加于何处？仅就枢密院军务大臣兼王国元帅德尔鲁瓦兹公的手记来看，王介入战争本身几乎无迹可循。他确有收到报告，但参与决策的，唯有开战与终战的决断，以及双重战争中唯一一次积极攻势——低地诸国攻略——的决定。

首先，开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如前所述，圣特内里并非攻击方，而是受攻方。

而另一方面，低地诸国入侵与终战，则可以视为王的主动行为。

1731年晚秋，低地诸国入侵决定之日。枢密院会议结束后，王将首相阿基亚努大公、军务大臣德尔鲁瓦兹公、财务大臣盖约尔大公召入执务室。此时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数月前才刚刚击破安格兰一次鲁莽的登陆作战；同时，与普罗赞的和约交涉也正在进行之中。

这可以说是以圣特内里优势局面收场的绝佳时机。然而，王却明确主张入侵低地诸国。纵观其一生，王绝谈不上好战，也不像有寻常的名誉欲——这样的王为何作出这一决断，理由并不清楚。

若援用以往的通说，逻辑是通的：受领土与名誉欲望驱使的格洛瓦十三世贪心不足，还想攫取更多果实。说明到此结束。但如果王并不渴望领土或名誉，这一攻势的理由便成了谜。

军务大臣德尔鲁瓦兹公的手记记载，不仅身为军事责任人的他，首相与财务大臣也对王的意向表示了赞同。格洛瓦王虽具强大的政治力量，却并未掌握足以完全无视首相与财务大臣意向的绝对权力——事实上，两人与王发生冲突时并不算少见。因此，若枢密院中枢在这一时刻一致认可攻势，那里应当存在某种共同的认识。

关于王的动机，莱斯潘遗稿发现以来的格洛瓦十三世研究也提出了各种说法。有力的推测之一，是为国内日渐升温的好战情绪提供一个有出口的去处。从现存当时的市民手记来看，人们的战意相当高昂。本土遭安格兰侵犯的记忆犹新，要求复仇的激烈言词在其中跃动。枢密院显然掌握着这种市井的动向。这一说法还可以从莱斯潘遗稿所收“最后的对话”中王亲口道出的续战理由得到佐证。

第二种推测，或许与通过贵族课税的实施推进当时全国统一税制完成有关。这一明显损害自家利益的方策，作为大贵族代表的阿基亚努大公与盖约尔大公反而予以推动，理由实在难以索解。不过，两家——至少阿基亚努当主皮埃尔与盖约尔当主泽维耶——似乎已经察觉到所谓“古史”式贵族权益已没有未来。部分大贵族家除外，中小贵族家财政恶化自格洛瓦十二世时代便已显现，领地已然转变为“负担”。通过拆解免税这一“古史”特权的最大支柱，贵族阶级得以保留名分，却失去了实利。他们不得不像当时已经出现的那样，成为受雇于国家、支撑官僚与政治家层级的阶层。即便如此，像两家这样的大贵族也完全足以存活下去。道理虽然明白，但延续了近千年的“古史”传统并非那么轻易就能破除。正因如此，一方作为王族、另一方作为中央大陆数一数二名门贵族家之当主的皮埃尔与泽维耶的姿态，几乎可以说异常。这虽然仅仅是几乎没有任何确据的推测，但格洛瓦十三世的政治志向有可能对这两人产生了某种影响。从莱斯潘遗稿来看，王所理想的政体与今天的圣特内里共和国有相近之处。而王最频繁进行政治议论的对象，正是皮埃尔与泽维耶这两位枢密院重臣。他们之间究竟交换过怎样的对话，详细内容已不可考；但从阿基亚努大公皮埃尔的手记来看，两人或三人的夜会——更准确地说，大概酒宴——至少每月举行一次。尤其是在枢密院另一位重臣、宫务大臣弗洛斯布尔侯爵死后，次数又有增加。

最后是战争的收束。

1733年，一度收入手中的低地诸国核心城市布尔希尔失陷，枢密院遂决定与安格兰讲和。会议本身不过是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几乎从不发言的王，在最不名誉的场合——决定终战，一场无限接近败战的终战——却话兴勃发，明确承认了自己战时指导的不明。通说中所谓王对首相与军务大臣破口大骂的场景，对照议事录并不存在。

在双重战争中王的行为里，有一个长期未被指出的细节——宣战诏书与舒特洛瓦条约议定书中王的署名。

格洛瓦十三世在两者之上，都使用了枢密院成立以来早已弃置多年的头衔：

圣特内里国王

格洛瓦

与此同时，枢密院中期以来一贯使用的“枢密院主事者”名号则付之阙如。这一事实很难视为偶然。王是有意将双重战争败战的责任集中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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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战争之后的体制

施特罗瓦会议之后，圣特内里各城市发行的报纸与市民日记中，开始出现此前从未有过的特征——对格洛瓦十三世的批判，以及对王太子格洛瓦（十四世）的期待。此后持续了约两个时期之久的格洛瓦十三世恶评，其源头大约就在这一时期。而且，那很可能并非自然发生之物。

与言论和报道自由早已受保护的现代不同，当时主导民意的报纸处于政府审查之下。个人偷偷发行的地下报纸——与其说是报纸，不如说更接近涂鸦——当然也存在，但具备流通力的大型报纸占据压倒性优势，是庶民几乎唯一能轻易获得的信息媒介。不过，即使冠以“大型”之称，像现代报社那样具备公司组织的也属罕见，多数是以匿名（笔名）个人为发行主体。

人们将那些报纸认知为“民间”之物。但实态并不相同。研究已经表明，许多发行主体都以某种形式——最常见的是年金支付契约——与内务大臣属下的秘密警察有所牵连。在格洛瓦十三世治下，任何人眼中可见的明确审查或言论打压几乎未曾实行。但那是以一种更精致的方式进行的——用现代的说法，便是政府对民间媒体的收买，更柔和地说，是勾结。前者暂且不论，后者对我们第二十一期的人而言太过熟悉，得知第十八期的实例恐怕也不会特别惊讶。然而在第十八期，报纸的社会地位与今天的报道机关完全不同。它们不是社会的木铎，而是嗅探他人隐私、编造成有趣的荒唐娱乐的下劣之辈。虽然随着时代推移评价有所上升，但至少被视为“正经人”会从事的职业，是远为后来的事。也就是说，政府与贵族既不屑于理会它们，也不会与之打交道。但枢密院政府却将手伸了进去。因此，报纸上若要刊载王的恶评（初期主要是些许贪婪或怠惰的暗示，后来逐渐变为丑恶的内容），就必须得到政府的默许。那么，允许传播王之（被歪曲的）丑闻的当时政府，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施特罗瓦条约缔结后，阿基亚努大公皮埃尔辞去首相，德尔鲁瓦兹公让辞去军务大臣之职。经过数月的空位，首相之座由弗洛斯布尔侯爵巴尔德尔（前家宰马塞尔次子）占据。军务大臣空缺，由副大臣巴罗瓦侯爵亨利（玛丽妃同母兄）掌握实权。几乎同一时期，阿基亚努公之子埃兰（皮埃尔长子）就任内务大臣。

这些人事安排看上去是败战善后处理：首相为承担败战之责而辞职，这意味长期在枢密院颐指气使的阿基亚努阀失势；而接任者为弗洛斯布尔侯爵，则可解读为自父马塞尔与长兄罗杰相继亡故后弱化的卢瓦世臣阀的复权。不难想象，这一力量对比变动的背后有王妃布劳涅的存在。

军务大臣的失势，作为败战当事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仅留任副大臣，但巴罗瓦侯爵事实上成为主导者，其背后可以看到玛丽妃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以王为神舆的守旧势力与阿基亚努大公领导的革新派之间的政争进入了新阶段。为顾及阿基亚努派被公开清洗可能引发的混乱，阿基亚努公子埃兰获准保住了枢密院席位，但获授的却是当时被认为品秩略低一档的内务大臣职。

于是，枢密院的实权落入了卢瓦世臣之手。但意图卷土重来的阿基亚努派利用阿基亚努公子获得内务大臣一职的便利，开始操纵舆论。这正是格洛瓦十三世遭受非难的风潮与王太子赞美运动得以被默许的缘由。

然而，这一看似合理自洽的说明，存在几个不可思议之处。

其一，卸任公职的阿基亚努大公皮埃尔与王依然频繁会面。有一段时间甚至比双重战争期间还要频繁。皮埃尔并未详细记录面会（大体是酒席）中的对话，因此内容不得而知，但两人关系绝非交恶——这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恰恰在这一时期起，他的手记中开始出现为王健康状况担忧的记述：仔细记下王的脸色与举动，安排引荐名医，甚至请求各妃——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也包括在外人看来属于敌对派阀核心的布劳涅妃——多加照拂并代为劝说治疗。这种种举动，实在不像是表里不一、敷衍应付的“伪装”。

其二，是留任的盖约尔大公泽维耶的动向。在卢瓦世臣派与阿基亚努派的对抗中，泽维耶偏向了阿基亚努派——通过明确表示对王太子格洛瓦的支持。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因为身为格洛瓦十三世侧妃的女儿索菲与正妃安娜莉泽关系良好；但在卢瓦世臣派掌握实权之后，罗贝尔王子（布劳涅妃之子）继位王位也完全有可能。在这种局势下明确支持格洛瓦王太子，是带有相当风险的行为。对于年过六旬、老练成熟的政治家而言，这多少显得有些轻率。

其三——这也是最大的不可思议——王太子并未被更替。按照一般的理解，既然卢瓦世臣阀已经掌握实权，他们未来的神舆理应是圣特内里王与圣特内里王妃（布劳涅妃）之间所生的罗贝尔王子。废黜格洛瓦王太子固然会与埃斯托比尔格产生紧张关系，但鉴于双重战争已经暴露了该国的衰弱，选择将外交重心转向普罗赞也并非不合理。然而，以首相弗洛斯布尔侯爵为首的卢瓦世臣阀，却没有留下任何拥立罗贝尔王子的动向。布劳涅妃的手记显示，王去世前数周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动摇，但在此前，王位继承问题完全未曾浮上台面。即是说，直到王的死成为定局之前，王位继承问题并不存在。

综合这些不可思议的动向，可以作出一个假设：即便经历了双重战争的败北，格洛瓦十三世或许仍掌握着政治实权。但这一假设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王是强有力的政治主体，他为何要默许自身恶评的传播？

关于这个问题，阿基亚努大公的手记留下了这样的话：

“陛下是魔术的名手。总能把惊世难解的难题，冠上一个漂亮到惊人的名目推给别人。我总是受害者。啊皮埃尔！皮埃尔哟！你总是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可怜的人啊。”

“真正的圣特内里男人不惧怕死亡。他们追求的是名誉。但那不是个人的名誉。是更伟大的、属于家、属于国家的名誉。格洛瓦王陛下是真正的男人。与真正的男人共同成就真正的事业，才是我等圣特内里男儿的本怀。”

容笔者展开一番幻想——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这或许已是不合格地放纵想象了。

格洛瓦十三世在双重战争终结时，已然预感到了自己之死。因此，他的关切集中于留下来的人们。格洛瓦与罗贝尔两位王子的存在，若连各自背后的势力一并考量，便时时潜藏着内争的可能性。王预见王太子将以幼年即位——亦即自己死期不远——于是希望阿基亚努大公担任摄政辅弼；同时，通过使自身承担双重战争给国民带来的对枢密院政府与王权的负面印象，在自己死后斩断那份污名，为新王治世被公众善意接纳创造条件。

以上就是这一推测。容笔者再强调一次，它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这不过是纵观本书迄今所见的王之本来面目、性格与政治姿态时，浮现在我们面前的众多可能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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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斯布尔侯爵马塞尔之死

时序略有回溯，这里要介绍双重战争期间发生的、对格洛瓦十三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

那便是亲政期的家宰、枢密院创设后担任宫务大臣的弗洛斯布尔侯爵马塞尔之死。他是“回心”之后格洛瓦十三世最亲近的存在，同时也是妻子布劳涅的父亲——也就是王的岳父。

正因这层关系，在再评价之前的第十八期初期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他操纵了王、主导了国政。他有着在格洛瓦十二世时代运用各种——有时甚至毒辣——手段打倒政敌的经历，就任家宰后又适度地攫取职务之利积聚了财富。说他在幕后操控王、掌握实权，也毫不奇怪。政争以及与政商的关系，在当时政权中枢的大政治家而言本是寻常营生，他的行为固然算不上特别恶劣；但反过来，若问近年伴随格洛瓦十三世再评价而出现的过度美化所描绘的那位清廉有能的忠臣是否属实，那恐怕同样偏离实像。真实的弗洛斯布尔侯爵，是一位非常合乎常理的“第十八期政治家”。

1729年，马塞尔因流行病失去了后继者长男罗杰，此后气力急剧衰退，仿佛追随儿子而去一般，于次年离世。

布劳涅妃的手记记载，在王前往宅邸探望病床上的马塞尔之时——携妻布劳涅、罗贝尔王子与弗洛里亚王女同行——，王对他说了这样的话：

“看得见吗，家宰阁下。映在你视野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一手培育起来的。其中，那个最不成器的家伙，正殷切盼望你痊愈复归。”

在被王一家环绕的病榻上，马塞尔微笑了：

“无上光荣。伟大的王。”

葬礼过后，夫妇二人稍得喘息，在王妃私室中追忆故人。王当时脱口而出的慨叹，恰如其分地象征了枢密院后期的他——

“从今往后，这世间之事，我该向谁请教。——啊，不对。该由我来教人了。从今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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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期的教育

双重战争末期，王的孩子中较年长者已将至十五六岁。这一时期的王召集三名年长的孩子——玛丽·安娜、罗贝尔、格洛瓦——每周授课一次。讲授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范围甚广。三名受业者日后都曾在各个时机追忆过这些课堂，其记录留存至今。

其中对圣特内里这一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内容之一，是以朱尔·莱斯潘的小论文《关于恶》为课题的讲义。这篇阐述王权之否定与市民共同体设立之正义的小论文，从后来的《人的自然权利宣言》直至今日的共和国宪法，对我们的历史产生了明里暗里的多重影响——且并不局限于圣特内里国内，而是波及世界各处，这样说也不为过。但在“古史”时代，《关于恶》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体制批判之书，阅读它本身甚至是一种恶德。布劳涅妃的手记中，连篇累牍地写满了她对于那些将“恶德之源泉”交到儿子手中的丈夫的愤怒。而这份愤怒最终扩大到了对所有男性的不满：

“诸位男子似乎都误会了，以为做了什么坏事便是伟大之事。得意洋洋地，把那错当成勇气。其中陛下是最不守规矩的一位。”

但在这一问题上，笔者无法赞同布劳涅妃。因为王所做的那一系列授课，日后恰恰拯救了圣特内里。

只要是圣特内里国民便无人不知的市民梅莉亚与大指导者的相遇、格洛瓦十四世在新大陆的演说、罗贝尔三世在最后一次枢密院会议上的发言——凡此种种，程度有别，皆可溯源于此一时期的体验。王死后，孩子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正是他们心中共享的某样东西，防止了彼此关系的断绝。

与父亲格洛瓦十三世的恶评相比，他的孩子们即便在政治立场上各有不同，却始终得到“国民史观”与“王党史观”双方几乎一致的高度评价——原因正在于此。

一言以蔽之：他们被视为从“古史”常识中挣脱出来的新世代，亦即与我们现代人血脉相连的存在。假如格洛瓦十四世在读者诸君的职场里，他一定会很快成为人气者吧。罗贝尔三世若是大学里的同学呢？梅莉亚若是隔壁邻居呢？尽管是生活在第十八期的人物，他们却都是能够作此想象的人。

那么，他们的父亲又如何呢？

答案显而易见。如果说年少时期得到的《关于恶》对王的孩子们产生了影响，那么影响了这部作品作者朱尔·莱斯潘的，又是谁？正如前节所示，那个存在的名字，已由莱斯潘本人明确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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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将概述王的死及其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