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体制初期（1716〜1722）

枢密院创设

1716年2月10日，枢密院设置敕令——通称“大回廊敕令”——经贵族会批准后正式成立。这一在卢瓦王朝末期推行的举措，对此后的圣特内里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此时设置的枢密院，既是当今圣特内里共和国“内阁”的直系前身，其部分机构又与贵族会合流，最终构成了现代的“国会”。也就是说，枢密院堪称当今圣特内里共和国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始祖。

这一制度可视为圣特内里国家性质发生明确转变的象征性存在。1716年以前，圣特内里王国所拥有的“政府”——与现代通常含义颇为不同——名义上只是卢瓦家的家族会议。占据相当于首相地位者的头衔为“家宰”（卢瓦家家臣之首），由此亦可窥见其定位。而到了枢密院时代，这一虚构被彻底清除，政府不属于王、而属于国家的事实被明文确立。尽管王权的突出程度依然显著，距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尚远，但无论如何，“容器”已经打造完成。

枢密院制度的机制，简言之是以王为顶点的集体领导体制，与以往的国王顾问会在形式上并无重大变化。因此重要的并非形式，而是构成人员——即长期以来被排除于国政中枢之外的两大公领——阿基亚努大公领与盖约尔大公领——之主终于参与国政。至此，圣特内里的主要地域全部名副其实地与国政直接相连。

从社会阶层来看，枢密院同样标志着一个分水岭。与“国中之国”的两大公领一同被排除于国政之外的群体——广泛生活于圣特内里全境的平民阶层——也终于与国家产生了联结。尽管初期他们仅获得无发言权的“参与”这一旁观者性质的职位，但这毕竟是王国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后来，大指导者莱斯潘曾如此评价枢密院参与的地位：

“虽然还没有大到人能通过的尺寸，但总算开了一个洞。”

◆

那么，枢密院创设究竟由“谁”完成？这正是本书所欲论说之处。

近期史的定说十分明确。

为了维持因格洛瓦十三世“状态不佳”而陷入机能不全的政府，事实上的摄政者、家宰弗洛斯布尔侯爵与阿基亚努大公皮埃尔、盖约尔大公泽维耶之间达成妥协，枢密院即为这一妥协的产物。

“身心深染沉疴”的格洛瓦十三世存在被废黜的可能性。作为无子之王的替代人选，阿基亚努大公皮埃尔在血统上是最接近王座的卢瓦王族，且兼具强大的政治力量与财富，又得民众支持，可谓众望所归的“下一位王”。

对权力依托于格洛瓦十三世存在而成立的家宰而言，王朝更替是必须避免的。于是他向阿基亚努、盖约尔两位大公提出共同参政的邀约。阿基亚努大公的目标固然是王朝更替，但若强行推进，恐怕会与卢瓦派阀及盖约尔大公派阀为敌。此外，若无协调便贸然更替王朝，还将刺激自居卢瓦王家屏障的德尔鲁瓦兹公家——其源流为卢瓦王家的旁支庶子——甚至可能招致军队的大规模介入。

于是妥协成立。尽管未见诸文字，但在枢密院体制之下，将来和平“让位”一事已在台面下达成共识。

上述“定说”之所以成立，理由同样显而易见。

被视为枢密院创设核心人物的两人——弗洛斯布尔侯爵与阿基亚努大公——其中一方未留下任何详细记录，另一方的日记中则几乎没有涉及格洛瓦十三世的文字。所描绘者，尽是其自身的心境与功业而已。即便将阿基亚努大公多含自我展示欲的性格加以折扣，私人日记记录自身的作为亦属当然。然而，既如此，在与当时圣特内里政界几乎所有代表人物频繁对话的记录之中，关于格洛瓦十三世的记载却仅寥寥数笔，这在掌握了后世多种资料——尤其是莱斯潘遗稿——的我们看来，已不免令人生疑。

阿基亚努大公的日记在格洛瓦十三世研究取得进展的背景下，至今仍在经受批判性重审。若摒弃“暗愚之王格洛瓦十三世”的前提，假定他是一位具备政治主体性的国王，那么大公日记的记述将向我们呈现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在日记中，关于亲政初期之王的文字带着一种殷勤的漠然。

“年轻的格洛瓦十三世陛下意气高昂，实为可喜。王国繁荣，坚如磐石。”

乍看可作赞辞，但这不过是一种定型套语。考虑到日记日后可能为人所阅，插入形式性的赞辞在当时是极寻常的做法。

与对王的轻视相比，日记对家宰弗洛斯布尔侯爵、内务大臣普尔维约子爵、德尔鲁瓦兹公等亲近卢瓦王权的大贵族动向却记载甚详。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当时的阿基亚努大公注视的究竟“谁”。

这种状况显露变化征兆，是在1714年4月。

“具王之器量乎？”

在旧城与格洛瓦十三世直接会谈之日的记录，仅有此一句。既往的解释认为，这是阿基亚努大公反躬自省自身之器量，亦即一篇决意文字。然而若基于关于王的新说，则“谁之器”的归属便不那么容易确定了。它可以如以往那样理解为阿基亚努大公自身，也可以解读为针对主君格洛瓦十三世。

大约自这一时期起，中央政界要人们的备忘录中逐渐出现关于新体制构想的议论。阿基亚努大公的记录亦不例外。围绕枢密院体制创设所展开的讨论之中，以下一条记述尤值注目：

“不知陛下圣心，是我不明，抑或陛下自身亦复如是？”

按照过去的解释，这句话被视为对无法对话之王的焦躁。摆脱了“大改革”影响的第二十期历史学家们已知，格洛瓦十三世并未如过去传说的那般不堪。因此，这一句曾被解释为：王尚可进行日常交谈，但一旦涉及复杂的政治话题便力不从心——这是对王贫弱知性的放弃与失望之表白。

及至1716年2月，王为求敕令批准而在贵族会发表演说之日，日记中出现了以下著名记述：

“于王御裾之下，我执王国之舵。”

在莱斯潘遗稿发现以前，受到重视的自然是正文“我执王国之舵”。而对情况加以限定的短语“于王御裾之下”，则被认为不过是改写“于神衣裾之下”的修饰套语。

整理旧说如下：阿基亚努大公原本自“回心”之前便对格洛瓦十三世身为国王的资质存有疑问，经过旧城直接会谈，疑问转为确信。于是他接受家宰弗洛斯布尔侯爵的提案，着手推动枢密院创设。在体制构想阶段再度确认了王的能力不足之后，他在枢密院创设正式获批的贵族会之后，明确显示出自己将成为国政主体的自负。

这一解释在兼顾当时圣特内里政界情势的前提下堪称妥当。尽管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由书记全文记录的“弱者的演说”（格洛瓦十三世的贵族会演说）内容意外地条理分明，或可证明王的能力遭到低估；但正如现代政治家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一样，当时所谓的演说归根结底不过是照本宣科。因此那只能证明拟稿者——无论其为谁——的才智。

那么，让我们依据莱斯潘遗稿的内容重新构建这一假说。首先，遗稿所记述的两次“与王的对谈”告诉我们，格洛瓦王是一位持有某种极为开明的政治思想的人物。在王晚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谈中，王甚至暗示了类似共和国国会那样的存在。第十八期中叶，安格兰已采用议会制度，王极有可能参考了其先例；但王的构想更进一步。以下引录一段：

“我有一个梦想。仅此一个。——终有一日，我的子孙与你的子孙会堂同席对话。围绕这个国家的未来，代表人民展开论战。以平等的立场。然后呢，朱尔卿。会议结束后，他们两人会一同前往旧城。在那里饮酒畅谈各自的爱好。——作为朋友。就是这样一场梦。”

要点在于“我的子孙与你的子孙”以及“以平等的立场”两点。既然说话者是格洛瓦十三世，“我的子孙”便必然是“王”。而王与平民（严格而言，当时莱斯潘尚保留贵族身份，但自视为平民，王对此亦有理解）将“以平等的立场”展开论战。安格兰的议会制终究是王权之下的议会，与不存在王权的今圣特内里国会本质不同。也就是说，王明确地意识到共和制。

此外，比对莱斯潘遗稿中首次对谈的记录、盖约尔馆的演说，乃至官方公报上的文章剪报（令人惊讶的是，亲政后期王实际上亲自执笔撰稿），可以确认：贵族会演说的讲稿，执笔者正是王本人。

由此，旧说的第二段文字——“不知陛下圣心，是我不明，抑或陛下自身亦复如是？”——其旧有解释便被瓦解了。既然格洛瓦王不可能跟不上复杂的政治话题，阿基亚努大公也就没有失望的理由。毋宁说，跟不上对话的，反而有可能是阿基亚努大公自己。

而既然王的知性并无剧烈变化，“具王之器量乎？”这句话的含义也需要重新检讨。此处完全可以读作一句发问：“格洛瓦王，可具王之器量乎？”——此前以为王不具备王者之器量，然而事实上，王或许已经具备？这是自问自答。以圣特内里语而言，这句略带不自然的被动语态，恐怕是有意遮掩主语。因为向在位之王追问其王者之器，乃是不折不扣的大不敬。为此，他选择了这种回避直指的措辞。

至此，最后那句“于王御裾之下，我执王国之舵”也将以与旧说全然不同的音色传入我们耳中。阿基亚努大公所决意之事，正是“于王御裾之下”。

之所以如此详解阿基亚努大公皮埃尔的日记，是因为在现阶段，这便是推理的极限——关于“谁”创立了枢密院这一问题的极限。

遗憾的是，描绘枢密院构想发端的资料并不存在。一切都只是旁证。此前为弥补弗洛斯布尔侯爵沉默而参照的布劳涅妃日记，在此亦无法使用。因为这一时期她已是王宫的居住者，与父亲侯爵见面的机会大为减少。不过，她依然留下了若干隐约暗示枢密院存在的记述。

自入宫近侍王以来，日记中一贯不变的抱怨是王的酗酒及其带来的担忧。夹杂于这类文字之中，各处留有她的感想：

“陛下所志向的世界实在太过宏远，我完全无法企及。但是，那是陛下翱翔天际的伟大知性所导出的结论，所以想必一定是极好的东西。”

移居格洛瓦王身边之后，她日记中批评者与观察者的视角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热恋式的倾慕。恋爱初期的女性对对方的一切都予包容——这固然令人莞尔，但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却着实令人头疼。

结论姑且止于一言。

王全然未参与枢密院创设——这种事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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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税撤废的动向

枢密院制度启动后不久，一场大灾害袭击了圣特内里北部。这成为促使这个自古以诸侯领集合体为起点的圣特内里王国推行根本性制度改革——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谓国家体制重构——的最初契机。急剧的寒冷化与雪害规模为王国开国以来所未见，除王权强力维持的王家直辖地与富裕的大公领之外，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量牺牲者。已经持续衰弱的众多中小诸侯——尤其是源自卢瓦家军臣的世臣小诸侯——而言，这一事件堪称致命。

王权、支撑王权的卢瓦世臣诸侯、半独立的强大诸侯、军队——在以此四者维持均衡的圣特内里，卢瓦派诸侯的急速没落极可能引发巨大的政治变动。首相阿基亚努大公与财务大臣盖约尔大公乘此时机，力图撤除阻碍各贵族领流通的关税。此举旨在使受灾较轻的中部、南部谷物流入因雪害而令人担忧歉收与涨价的北部；但如上所述，亦可视为一次改写中央政界势力版图的谋算。

被迫应对这一特大难题的枢密院，理所当然地陷入混乱。当时的议事记录显示，王与阿基亚努大公、盖约尔大公之间多次展开近乎激烈争论的议讨，语势粗厉。相比枢密院制度中期以后王几乎不再发言的情况，此时我们尚能听到格洛瓦王的原声。

这场对立的结果，是旧地方行政区划内仅限谷物的国内关税暂停征收，并以限时形式作出规定。此外，各地方行政区设置了与领主相区别的“治理者”——地方长官一职，任命权归枢密院掌握。地方长官本是征税责任人，但后来军营运营也被纳入其职掌，不知不觉间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地方“长官”。

站在“国民史观”立场上的史家，往往高度评价推动这场改革的两大公，同时批判为维护自身权力基础——卢瓦派诸侯——而拖改革后腿的王。从“国民史观”的立场，即共和主义的立场来看，肃清毫无根据占据土地的贵族、以强力的中央政府官僚组织覆盖全土，正是理想形态，故此等批判自属理所当然。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在第十八期初叶的这个阶段，刚刚被历史性灾害击垮、付出了十余万死者代价的圣特内里，是否当真经得起那样一场大手术？枢密院成立当天的开幕致辞中，王如此说道：

“正如前些日子在贵族会所言，我的王国问题堆积如山。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各位想必心知肚明。——我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但我并不寻求根本性的变革。因为一切的根本，在于我们自身的‘社会’本身。”

“我不追求根治。那不是人智所能企及。对于每天出现的问题，明知无法解决，也要默默地应对。也就是说——活过今天。仅此而已。这件事，我想托付给诸位的智慧。”

这席致辞发表的时间，恰恰是在被称为“雪之王”的大灾害发生前不久。其言辞仿佛预见了日后的展开，令后世的我们不禁惊叹。当然，格洛瓦王并非作出预测。这应当理解为一种基本的施政方针。

若以刻薄的眼光看待，王这一方针无异于宣称将一味维持现状；对此，后来的首相、阿基亚努大公毫不掩饰批判之色，甚至称王为“怯懦”。有趣的是，枢密院体制成立之后，大公的日记笔锋渐趋粗放，对王尤为显著。以往的解读是：既已掌握政治实权，便无须顾忌，故有此种变化。然而若对照新说，也可作更具人情味的解释——正是因为信赖对方到可以恶语相向的程度。

且继续讨论王的现状维持方针。迄今为止，这一方针被视为弗洛斯布尔侯爵（枢密院宫务大臣）的“代笔之作”——尽管让出了首相之位，依然权势煊赫的卢瓦派之方针。这确实是言之成理的解释。即便考虑到王甚至将共和制纳入视野的开明性，正因如此，王本应更加倾向改革才对。那么，格洛瓦王难道未能驾驭宫务大臣吗？

在此，刚才提到的首相大公日记可为我们提供考察的素材。有趣的是，首相“恶语”的对象全部是格洛瓦十三世。倘若王偏向改革派，恶语的对象理应是宫务大臣才对。

莱斯潘遗稿中首次对谈的记录亦可供参考。在阿基亚努宅邸彻谈的那一夜，面对心之所向、以年轻语势直陈抱负的莱斯潘，王这样回答：

“你的想法恐怕是好的。所以，请你努力把它好好地实现。——谨慎地，和平地。”

“谨慎地”“和平地”。这句话明确显示出，王在本质上并不喜好急剧的变革。

综合以上依据，格洛瓦王大概是在自主意志下选择维持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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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大改革”之后世界的我们，通过教育被植入了对“变化”抱持好感的倾向。与此相对，“维持”或许会被视为消极性的表现、是明哲保身、是利己之举。然而，在日复一日的意外问题中妥善应对的同时稳定维持现状，实际上是一项至难的事业，甚至堪称一种政治艺术。

现代自然不必说，即便在第十八期，世界也已足够复杂，是无数变量的连续体。改变其中一个变量，便会波及其他，在预料之外的地方引发变化。换言之，即使什么都不做，世界也会自动变化。要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带来“稳定”，需要超出想象的巨大努力。更具体地说，那就是无休止地反复调整各方利害关系的作业。并且，其对象并不仅限于国内，连国外的问题也必须着手处置。

这一认识，格洛瓦十三世大概是通过亲政期的变革经历习得的。出于善意推行的政策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副作用——这种苦涩经验，他应当已从枢密院创设前的敕令批准拒绝事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充分领受了。贵族会“造反”后，王调动近卫军进驻舒特洛瓦，这本应是压制贵族的举措，却被民众误读为针对盖约尔大公，结果王不得不亲赴盖约尔馆发表演说，反而使自己身陷险境。而演说内容的激进又扩散了对安格兰开战的预感，一度引发谷物价格急涨。

这些事件给王留下的教训想必是沉重的。王常挂在嘴边的“好好办”一语，似乎包含着某种象征性的意味。

怀抱即便放到第二十一期亦不觉过时的激进理想，却又希望“谨慎地”“和平地”推动事物向好发展的格洛瓦十三世——若这一颇具善意的假设得以成立，他便完全有资格名列圣特内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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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

1716年1月，格洛瓦王与普罗赞王弗莱什三世举行会谈。此后相隔约一年，又与皇帝格奥尔格五世举行了会谈。与普罗赞王那次一样，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私下会面。

卢瓦大公格洛瓦携妻子安娜莉泽前往施图比格王国的城市安克努特。那里恰好也有埃斯托比尔格大公格尔久及其妻奥古斯塔下榻，两家贵族之间遂产生了交流。尽管据称是偶然邂逅，不可思议的是，安克努特的市政厅居然被提供为会谈场所。

此次会晤新确定的事项并不多。圣特内里、埃斯托比尔格、普罗赞三国同盟的缔结已是既定之事，随员们不过是就附带条款进行了磋商而已。

格洛瓦王与格奥尔格五世的会谈以两人单独方式进行。当事人固然因系私人交谈而轻松，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内容未留记录这一点实在令人扼腕。

如本书开头所述，格洛瓦王不曾留下任何日记或备忘录之类。因此所能参考的，只有格奥尔格五世的记录。

对于年过五十的皇帝而言，二十五岁的格洛瓦王如同儿子一般——事实上也是义子。然而皇帝却留下了与事实颇有出入的印象：

“卢瓦阁下之风范，与我身无异。乃是厌倦世事、为世俗所囚的老人之相。不见幼狮之稚气。鬃毛虽丰，令人恍惚间几疑白发丛生。”

这很难让人相信是在评价一名二十五岁的青年。从相关人员的手记可以确认，王的容貌与年龄相称，因此皇帝的描述应当源于其气质。

与去年曾当面见过王的弗莱什三世“乍见不过一介贫弱青年”的评价相比，两人的观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颇为耐人寻味。若考虑到1715年至1716年一年间，王不得不处理的政务课题之重要与难度，固然令人不禁点头；但同时也让人再次认识到，所谓“王的工作”竟是如此残酷，竟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给人的印象。

对格洛瓦王的妻子安娜莉泽（安娜莉丝）而言，这也是与父母久别重逢。她的日记中仅有极简的一笔：“拜谒皇帝陛下、皇后大人尊颜。二圣安康。”从留存的部分日记来看，安娜莉泽妃平日便不喜欢书写长文。不过，考虑到日后关于子女、丈夫的生活以及钟表制作的爱好，她却留下描写颇为投入的文字，可知这位年轻的圣特内里王妃与父母的重逢，并未在她心中激起太大波澜。甚至可以说，在布拉格的指导下初次独立完成一只钟表时的喜悦，远比与父母重逢更令她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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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诞生

格洛瓦十三世的伟业之一，是多子多女。

正妃安娜莉泽所出为格洛瓦（十四世）；侧妃布劳涅所出为罗贝尔（三世）与弗洛里亚（安格兰王正妃）；侧妃索菲所出为玛格丽特（普罗赞王正妃）；侧妃玛丽所出为玛丽·安娜（国家亲卫军近卫联队司令官、共和国议员）。此外，玛丽妃与索菲妃还各诞下过一名男婴，但均幼年夭折。

按出生年份排列王之子女，则为：玛丽·安娜（1716）、罗贝尔（1717）、格洛瓦（1718）、玛格丽特（1720）、弗洛里亚（1722）。

长大后的王子与王女们在后来的中央大陆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内容亦颇为庞大，本节不作详述，拟于本书末节加以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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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先王格洛瓦十二世仅得格洛瓦（十三世）一子，格洛瓦王自王太子时代起，便有意创造与未来妃候选人少女们相识的机会。尽管如此，即位后四年间始终未见得子迹象，当时的舆论颇为忧虑。翻阅平民日记可知，关于继承人的流言在当时是颇为常见的话题之一，可以从数人的记述中得到印证。

顺带一提，令人意外的是，当时的平民中间并不存在对王知性的质疑。毋宁说，由盖约尔馆的演说以及将旧城改建为伤员疗养设施等举动，浮现出的是一个继承了父王尚武政治姿态的、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新王形象。正如本书开头所述，格洛瓦十三世的恶评相当部分产生于“大改革”之后——这一事实亦可作为该判断的佐证。

众人翘首以盼的初生之子——即玛丽妃的怀孕——得到确认，是在1716年2月。当事人玛丽妃本人这个时期的日记已然散佚，因此，讽刺的是，我们不得不再次援引她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位女性的日记。

“玛丽小姐怀孕了。实在可喜可贺。”

仅此一句。布劳涅妃写下这句话时是何种心绪，我们只能想象。但素来习惯对一桩事件附上数行感想的她，对这件事却只写了一行便搁笔，其中暗藏的心思不难感受。

与之相对，当发现自己怀孕时，她的记述是足足填满五页纸的大作。

无论如何，玛丽妃的怀孕使王统延续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王嗣有碍这一最坏的担忧就此消失。这一事实对圣特内里王国的影响实在不容小觑。枢密院制度得以和平扎根的因由之一，其实也正在于此。

对于与王宫存在距离的贵族们而言，对枢密院制度的理解分为场面话与真心话两层。场面话自然如官方发布所言，即圣特内里王国统合的象征；真心话则是：这是为让身患恶疾、膝下无嗣的格洛瓦十三世顺利让位给阿基亚努大公而设置的机关。枢密院设置前夕，王的身体异常已在坊间逐渐传言开来，人们自然得出这样的推论。

但玛丽妃怀孕改变了一切。让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枢密院作为实效性机关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大增。与此同时，王御体的异常也趋于平稳。内外条件叠加，新体制终于被贵族乃至富裕平民阶层认知为“应当适应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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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女玛丽·安娜王女的诞生，留有多则轶事。

最著名的一则，与下面这句话有关。

后来，在祖国战争初期对埃斯托比尔格战线陷入胶着之际，玛丽·安娜被国民会（国会前身）召见质询。席间，改革激进派的一名议员向她抛出下流的讥嘲：“女人家穿什么男装！那是去战场上勾搭男人的道具吗？”

她让那闻名遐迩的金色长发随风飘动，指着自己蓝色军装的胸前，傲然说道：

“我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应当如此。”

喧嚣的会场瞬间寂静，沉默支配了全场。

她的答辩结束后，下一位发言者报上名来。正是率领改革派的朱尔·莱斯潘。他平静地对在座议员们说道：

“可惜我没有孩子，不懂为人父母的心情。但朋友的孩子还是有的。姑且称之为拟似的父子关系吧，这难道不是很美妙的事吗？正因是人，才能构筑起这样的关系。——另外，请诸位回忆一件事。方才登台的卢瓦准将，想必也有一位拟似的父亲吧。或者说，还有兄长，有弟弟。一色蓝军装，多半是巴罗瓦地方出身。他们绝不会饶恕有人对自己女儿、妹妹、姐姐施加那等下劣的侮辱。——啊，当然，我也不打算饶恕。对于施加在我女儿身上的轻侮。绝不。”

这一幕是描述国内骚乱期间莱斯潘所率改革派与玛丽·安娜的近卫联队之间维持着某种信赖关系的著名逸事。而故事核心——玛丽·安娜那句答词——则源于父王格洛瓦十三世打破当时常识，在女儿出生后不久便将她拥入怀中的往事。

除玛丽·安娜的例证之外，格洛瓦王的子女教育还有诸多令人瞠目的特征。这偏离了当时社会通念与常识的教育方式，对孩子们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论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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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将以王与子女们的关联为轴，概述相对平稳的枢密院体制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