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洛瓦十三世形象变迁的诸因素

格洛瓦十三世　1692〜1735

圣特内里国王（在位1712〜1735）。因父格洛瓦十二世驾崩而即位。作为以阿基亚努大公为首的枢密院的主事者，发动双重战争。在位期间显著的王权衰落，成为其后大改革的原因之一。

在本小著的开头，不妨先引用我国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所用历史用语集中关于格洛瓦十三世的条目。他的父亲与儿女们的条目皆享十数行之篇幅，并附有意为常考重点的星号；相比之下，格洛瓦十三世的条目可称至为简素。

我想从考察这种状况得以形成的缘由开始。

◆

将人类行动的连续加以记录编汇的营生，可上溯至人类发明文字的太古时代。然而，它们作为一门“学问”而具备体系化理论，却意外地晚——已是第十六期之事。圣特内里人文学者拉斯所著《诸王国纪事》正是其端绪。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以圣特内里王国为中心，将中央大陆诸王侯、贵族的传记以某种因果关系缀连而成。形式本身并无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拉斯作品内里所藏的真正伟大，在于他引入的一个概念。

拉斯将圣特内里乃至大陆的历史视为正教之神经由人类、将其存在显现于现世的过程。登场人物的行动全部依照这一单一目的被加以“解释”，其中描绘出一条一以贯之的“潮流”。神之衣裾之下、于现世实现神意的人类这一构图，对后世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拉斯所开辟的“历史之学”通过置换其“目的”，衍生出诸多变种。其中影响力最为卓著的，当属第十八期后半至第十九期初勃兴的所谓“国民史观”。

历史，是不义与隶属之中的人类以伟大人物的活跃为契机、逐步获取自由的营生——持此立场的这一史观，直至第二十一期的今日，依然保有隐然之力。例如朱尔·莱斯潘、梅莉亚·卢瓦等人，正是这一史观的主角；若稍假文学性的表述，或可谓之“英雄”吧。

另一方面，与国民史观并立、二分我国历史理解的，是“王党史观”。它主张，承受神意之王权的维持与扩大方是引导人民走向幸福之途；此即拉斯在第十六期所描绘的朴素正教史观的近时变奏。这一多少可称反动的史观，在共和国之中竟仍与国民史观并存——这一事实本身，便简明易懂地揭示了我国作为一个以两大要素为根基的国家的政治自我认同：既是拥有大陆第一等历史自豪的王国，又是率先完成大改革、以自由之国自任的国家。王党史观的主角，可举格洛瓦七世、十一世、十二世，以及流浪王格洛瓦十四世，乃至复辟王罗贝尔三世。

◆

以上两种史观长久支配我国历史学界，然而有一个人物，是两者均对其存在视而不见的。那是明显不自然的、评之为遮蔽亦不为过的冷淡。

这位人物之父，正是王党史观中的代表人物。这位人物的儿女们，则在国民史观与王党史观中皆持续居于主要位置。尽管如此，其存在对于两种史观而言，却是实在碍事之物。

在以“大改革”为正义的国民史观看来，此前的历史是“古史”，是不义与无知支配的邪暗时代。为使“大改革”具备正当性，作为其对象的王家便必须是不义的；而不义的象征，正是国王。直接对象本应是格洛瓦十四世，然而其开明的政治姿态与快活的为人，并不招致圣特内里国民的嫌恶。或因愧疚之故，甚至带有一种赞颂敌方似的意味。如此一来，能够成为靶子的，便只有平庸的父王格洛瓦十三世了。“古史”时代的国王中，固然也有格洛瓦十二世这样确实邪恶的候补，但他提振圣特内里国威的一系列政策撩拨了圣特内里国民多少有些复杂的自尊心，因而未被列为靶子。

另一方面，本应站到辩护一方的王党史观，视格洛瓦十三世亦为棘手之人。在他看来，格洛瓦十三世是神圣的卢瓦王权被臣下掠取的庸主，甚至是造就了后来那可憎的“大骚乱”（※王党史观对“大改革”的称呼）契机的大罪人。王党史观与正教思想亲和性极高，将正教道德反映于评价之中，因而对格洛瓦十三世的私生活亦持批判态度。作为迎娶四名妻子、耽溺色欲、玷污神之衣裾的存在，其恶评已不可动摇。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段奇妙的空白。

长期支配圣特内里历史学界的两种史观，本皆可对格洛瓦十三世加以断罪。但要高声批判其所作所为，却颇为困难。在奉持国民史观者眼中，格洛瓦十三世治下的政策，是一位被囚于“古史”框架中的国王所能做到的最善之选；在王党派看来，其行为并非出于邪恶意图，而是出自无能。眼盲之人不能笔直行走，若因此加以责难，反倒是奇怪的行为。以现代价值观观之，他是应当得到支援的存在；以第二十期以前的价值观衡量，则是应当哀怜的存在。

故而，判断被搁置了。更准确地说，应当称之为“不值得研究、无足轻重的人物”这一判断吧。前程远大的研究者若立足国民史观，理应倾力于市民梅莉亚或莱斯潘；若奉王党史观，则当研究格洛瓦十四世或罗贝尔三世。在第二十一期的今天，格洛瓦十三世在人物研究领域人气数一数二；然而出于上述缘由，他可说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不得志时期。

◆

除党派性之外，尚有其他理由。

格洛瓦十三世在想些什么、成就了什么——可供研究与理解这些问题的资料极为匮乏。他未曾留下任何关于自身的记录。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但凡身居相应地位的人物必定会写下的日记之类，竟完全没有留存下来。

与王生逢同时代的人们的笔迹虽遗存丰富，但在政治上与他最接近的两名人物——枢密院宫廷大臣弗洛斯布尔侯爵马塞尔与曾任枢密院首相的阿基亚努大公皮埃尔——他们的日记，正以绝妙的平衡遮蔽着王的真容。前者的日记属于古式典雅的家宰手记，即以编年体平实地记述；后者虽笔致饱含情感，却或因本人性格之故，虚饰混杂的成分颇重，因而难以从中精密地把捉王的实像。

对格洛瓦十三世而言，实在不幸的是，这类确凿资料的匮乏，使其实像被引向了所谓“通俗人物像”。学者们虽尽可能力求客观，但终究无法将“坊间流传的格洛瓦十三世形象”完全逐出脑海。历史学家们自然不会对那甚至诱人怜悯的恶评照单全收。然而他们会想，那终归是程度的问题吧。也就是说——“虽不似传闻那般糟糕，但也相当糟糕”，如此结论。

要使这未能祛除先入之见的定说得到重新审视，需要极大的冲击。第二十期末发现的莱斯潘遗稿，正是这一冲击。

共和国之父、人类的解放者、伟大的指导者。朱尔·莱斯潘即为当时第一流的知性思想家，兼有强韧执行力的政治家，这一点毋庸置疑。

正是这位“伟人”留下的言语，成为促使步履迟缓的——往好里说是审慎的——历史学家们着手正式修正格洛瓦十三世形象的最大要因之一。

◆

在重新评价格洛瓦十三世之际，与莱斯潘遗稿一道作出巨大贡献的力量，意外地来自学问世界之外。

代表圣特内里的钟表、珠宝企业——布拉格的动向，正是这一力量。

天才钟表师亚伯拉罕·布拉格与格洛瓦十三世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一点为研究者们所熟知。他与王直接交谈过的手记是第一级史料。只不过，其内容终究仅限于王私人趣味的一面。那正是“摆弄钟表的白痴国王”——格洛瓦十三世众多蔑称之一的由来——作为一个爱好者的形象。

布拉格当然深谙围绕国王的社会舆论。其证据便是，他们于整个第十九期展开的广告中，格洛瓦十三世从未登场。取而代之装点版面的，是格洛瓦十四世与罗贝尔三世，以及玛丽·安娜王女。尤其玛丽·安娜对布拉格的钟爱被大力鼓吹，伴随的是“为共和国女神报时的布拉格腕表”一类的广告词。

布拉格自第十八期至第二十期，巧妙地渡过了圣特内里政治急遽变转的惊涛骇浪。共和国时期，他们以市民梅莉亚（玛丽·安娜王女）的爱用品相标榜；复辟时期，则以格洛瓦十四世与罗贝尔三世的爱用品为名，宣扬自家声名。

亚伯拉罕·布拉格生前曾为格洛瓦十三世的子女们逐一制作了手工腕表。其中尤负盛名的“5707”，是坚决拒收馈赠之物的梅莉亚唯一收下的作品，此后直至离世始终佩戴腕间；其真品现陈列于圣特鲁街布拉格总店附设的博物馆中。

第二十期中叶以降，面对新大陆的大量生产品，圣特内里的手工艺产业陷入困境。尽管位列世界最高水准五大腕表之一，经营却并不顺利；布拉格家族保有时期的末期，已落到制造军表、赖军方订单勉强度日的地步。

然而，第二十期最末期珠宝行业的结构重组，令局面大为改观。圣特内里政府将高级珠宝制造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依其意向，注入公金的有力资本联合体收购了布拉格，力图重建布拉格品牌。

背负国家威信而新生的布拉格，重振旗鼓的第一步，是重新制作创始人亚伯拉罕·布拉格所制的传说之作。

世界首款搭载涡旋机构的腕表——“大格洛瓦”。

此物曾为格洛瓦十四世所有，在其著名的流浪谭末路、渡往新大陆之际，于混乱中失落；布拉格依据亚伯拉罕留下的详尽设计图，将其完全复现。

这场复活剧的要害在于宣传。

世人普遍预期会使用格洛瓦十四世的典故；布拉格却反其道而行，刻意将一名无名男人的名字置于宣传主题的中心。格洛瓦十三世。

“天宠藏于遮蔽之下。”

这场面向全球展开的宣传活动中所用的这句话，意在表明：被藏于表壳与表盘之下的机械，方为布拉格腕表的精髓——始祖亚伯拉罕的天宠；与此同时，它也宣示着：那位得献“大格洛瓦”的男人，同样是蒙受天宠之人。

在这一战略付诸实施的大约十年前，布拉格已开始向历史学研究提供大量资金。高级珠宝企业赞助学者与艺术家，并非何等稀罕之事。商品愈是高价，便愈需要“高雅”的氛围；而若起用当红艺人加以宣传，便不免沾染“艳色”，结果反令人觉得廉价。暂且不论实情如何，学者是不易沾染“艳色”的。“知性”的氛围是好的吧——当然，那终究不过是氛围罢了。在这一点上，布拉格在高级钟表公司中亦属格外重视社史的一类，与历史研究颇为投契。

以资本联合体的庞大资金为背景，他们所渴求的并非美观的办公楼或店铺（这些当然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他们所求的，是光荣的历史。以社史为最大资产的布拉格，自然深知亚伯拉罕与格洛瓦十三世的关系。尽管如此，或许他们心中存有这样的不满：被创始者认可的男人，竟遭受不当的蔑视与忽略。也或是因为过往的愧疚——那时他们因畏惧世人非难，将王的关系彻底隐瞒。无论如何，布拉格冒了一次违背经济合理性的险。那便是谋求重新评价创始者亚伯拉罕所认可的、他唯一的理解者——格洛瓦十三世。

然而，研究者们利用所提供的充裕资金而导出的结论，恐怕并不足以让布拉格的宣传负责人心满意足。因为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所能言明者，简而言之唯有一点。

那便是：与既有评价相反，格洛瓦十三世有可能是一个尚算正常的王——仅此而已。

这一点全然无法断言。然而，通览与格洛瓦十三世相关的、凡所能想到的一切文献并加以综合，所得信息昭示：历来被视为枢密院大人物们之政策的种种措施，至少存在王的参与。不过，其参与程度终究未出推测的范畴。最为善意的论者推想王曾“主导”其事，持否定立场者则止步于王“知悉”其事。

理所当然，布拉格的负责人采用了前一种意见。

于是，正教新历2015年，为纪念格洛瓦十三世逝世二百八十年，特别企划展“昏君之光与影——装点近世圣特内里王宫的王与王妃们”于光之美术馆开幕，并由布拉格提供赞助。

至此，新的格洛瓦十三世形象终于突破了历史学者狭窄的圈域，传播于世间。

◆

现今格洛瓦十三世的人气，是诸多要素偶然交织缠绕之后方才形成的东西。

首先，第二十期中叶支配历史学界的结构主义方法已失去旧日声势，传统人物研究重见天日的时期业已到临。恰在其时，莱斯潘遗稿这一特级史料被发现。复有布拉格那多少带着商业目的学术资助与宣传广告叠加其上。

当一切相互咬合之时，那个曾被轻蔑为“不过王冠之台座”的男人，一跃披上了崭新的装束。

他，以强大的政治统御力驾驭着近乎半独立国的大公领之主、中小贵族与积弊相沿的军队；与此同时，他又拥有足以令伟大指导者莱斯潘心悦诚服的知性与开明，是一个多有现代价值观的男人。以军制改革为发端，建立枢密院、容许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确立全国统一税制、对贵族课税——圣特内里成为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诸般要素，皆由此人之手创生。

若对其治世中无从证实的部分施以极限善意的解释，则能冠于格洛瓦十三世头上的称号仅有一个。

格洛瓦大王。

◆

下一章，将依时间序列追迹格洛瓦十三世的治世，同时细察旧来的通俗解释经最新研究成果洗礼后发生了怎样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