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体制中期（1722〜1728）

枢密院体制成立六年之后，最后的子嗣弗洛里亚诞生的1722年，直至双重战争爆发的1728年——这六年堪称格洛瓦十三世二十余年治世中最平静的时期。1724年举行的三王会谈即为象征：中央大陆主要势力之间的和睦——遗憾的是仅为暂时——得以实现，圣特内里、埃斯托比尔格、普罗赞三国以程度不等的姿态享受了其果实。对圣特内里而言，这是一段被赐予用来改良国内各项制度的时光。

在这段风平浪静的时期，王的存在几乎不浮现于台前。王所聚集世人耳目的事件，唯有在圣特内里最东部、与帝国接壤边境附近的小村施特拉布举行的三王会谈——这样说甚至也不为过。王的身影，稀薄至此。

然而，在庶民目光所不及之处，光之宫殿的围墙之内，王的举止仍在持续播撒着下一代圣特内里将要循迹而行的“叙事”之种。本节将以王与其子女们的关联为中心加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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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瓦十三世与尤尼乌斯思想

欲理解王与王子、王女们的关系，首先需要将时间稍稍回拨。枢密院体制成立初年的1716年9月10日，王携侧妃索菲临席格洛瓦九世校的学位授予典礼，接受了学位取得者代表的献辞。这一事件在“大改革”之后的历史著作中被一致描绘为时代的分水岭，广为人知。这一年献辞的捧呈者，正是后来的大指导者朱尔·莱斯潘。

如前节所述，在献辞捧呈的场合感受到的对王及其支撑体制的深深失望，促使莱斯潘立下了一个决意——这一通说，在我们这些生活在圣特内里共和国的国民之中，已被升华为一种神话。那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拥有的神话——建国神话。而对格洛瓦十三世而言，极其不幸的是，他被安排在了这一神话的敌对角色之上。拥有伟大知性、兼具光辉青春、祈愿人类解放的莱斯潘；与之相对的，是沉溺于小人欲望与兽欲、丑陋臃肿的白痴之王。这一对比如此鲜明，令一切读到、听到、看到的人们都能在一瞬间分辨孰为正义。

而我们生活在第二十一期。如今应当从历史中取下政治的面纱了。事实究竟如何？是时候知晓了。是时候关掉那仅为拥护某种政治姿态而设的照明了。那并不会贬损圣特内里的名誉，毋宁将使其荣光加倍。

先从单纯的事实关系说起吧。在影像戏剧中，朱尔·莱斯潘这一角色向来由当时人气最高的美形年轻演员出演；而实际上，各种资料也记载了他确实拥有稀世的美貌，故此等选角并非夸张。另一方面，敌方角色的相貌则与“神话”相去甚远。格洛瓦王并不肥胖，毋宁说是偏瘦的体型。正因为瘦，对他身体状况表示担忧的文字屡见于前述布劳涅妃的日记以及侍从长的记录中。尤其是1716年，从年初与普罗赞王的会谈开始，贵族会演说、枢密院创设、雪害应对等重大政治课题接踵而至——这是在他的治世中也数一数二的重负压身之年。因此，他极可能比起近年突然备受关注的中年肖像画（正式名称为《格洛瓦十三世》，民间通称《荒野之王》）中的形象更为消瘦。

这并非单纯的体型问题。就连受观者主观影响最少的物理容貌都被如此篡改，足见献辞捧呈仪式被赋予了多么重大的政治角色。说得浅白些——矫枉过正了。

关于献辞捧呈仪式的实况，莱斯潘遗稿揭示了真相。晚年的莱斯潘曾将自己所著《关于恶》评为“被折断一翼的不完全之物”。与青年时期直言不讳的风格相比，中年以后的他偏好暗示与隐喻。当被问及这一评语的真意时，他如此回答：

“物的价值，取决于观者的伟大。”

这句话历来被简单理解为对不能理解《关于恶》真正内涵之大群众的讽刺，是莱斯潘所具缺点——傲慢——的表现。

而莱斯潘遗稿所揭示的事实，明确指出了“观者”为何人——亦即，真正承接了《关于恶》的人是谁。遗稿完整记录了献辞捧呈之前格洛瓦王所作致辞的全文，并附有写于余白处的感想。

“伟大之事！伟大之人！”莱斯潘如此写道。日记中同日条目下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我今天清楚地明白了自己应当做什么。我将继承格洛瓦·卢瓦先生的意志。他未能成就之事，由我来完成。我拥有了一位思想家。我拥有了一位导师。并且，我获得了一个楷模。我将继承他们，并交给下一代。”

“一位思想家”指的是尤尼乌斯思想的创立者、第九期思想家尤尼乌斯·昂·德尔鲁瓦兹（德尔鲁瓦兹嫡子、王国大元帅）——莱斯潘思想之根基。而“一位导师”则是在格洛瓦九世校指导过他的人文学者埃里克斯·波尔塔（格洛瓦九世校人文学讲座教授，主著《作为人文学基础之理性探究》）。

而“一个楷模”，由上下文观之，显然是指格洛瓦·卢瓦先生，即格洛瓦十三世。

让我们回想一下圣特内里共和国（第一共和国）成立之前，由国民会采纳的《人的自然权利宣言》第一条——它也是现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宪法的祖型。

“将人先天加以区分的要素，在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

这段文字通常被称为“魔力否定条款”。对那股被称为“魔力”的不可思议力量——古人创造出来用以正当化社会结构的虚构——的否定，源出于尤尼乌斯思想。波尔塔教授将中期已近乎传说的童话式著作——尤尼乌斯的《随想》——以巧妙的方式编织进了自己的思想之中，同时对其出处加以掩盖。而莱斯潘，则将其公然写入国家颁布之条文的第一条。

那么，被莱斯潘称为“楷模”的那个人，是否知晓尤尼乌斯思想（以魔力之不存在为起点的、极为现代的人权思想）？若知晓，他是肯定，还是否定？

答案不言自明。因为莱斯潘“继承”了那位“楷模”。

格洛瓦王公开申明自己政治信条的记录完全不存在。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唯有依靠上述这类旁证。

也就是说：王肯定了自身地位之依据——“魔力”——的不存在；进而对于由此发展出的尤尼乌斯思想，乃至莱斯潘所献上的《关于恶》，在真正意义上加以理解和共鸣。

正如各位读者所知，《关于恶》是一部以“倘若魔力并不存在”为前提假设，论述王权之不正与市民共同体的设立的小册子。在献辞呈给王的形式下，这一切都被设定为假设之事，最终以王的存在方为至善作为结语。旧说认为，格洛瓦王连这显而易见的王权批判都看不出来，误以为自己在受称赞而大为欣喜——并将其作为王知性贫弱的证据。然而，王理解了《关于恶》的含义，这一点已是明确的事实。而另一位当事人莱斯潘也理解：王必会理解《关于恶》。由此导出的结论，是莱斯潘对格洛瓦王怀有极为深厚的信赖。他将一篇从根本上否定王权存在的献辞呈上，并相信即便对方领会其意，自己仍能安然无恙——他相信格洛瓦十三世会“接住”他。

倘若王确实理解并共鸣于尤尼乌斯思想，那么他施于子女们的教育——在第十八期实属罕见异常——其源头何在，也就昭然若揭了。尤尼乌斯所留下的《随想》中，以教育为主题的记述甚多。与其说是政治家，毋宁说是军人；但与二者相较，他首先是一位教育者。

尤尼乌斯生长于一群如同野兽般生存、被称为“半人”的人们中间。为将“半人”变为“人”，他对同胞施行了种种教育。在隔绝于人类社会的被歧视群体之中，当时的一般教育方法自然是无法指望的。于是他依照自己的内心去做这件事。从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到方才降生的婴儿，当时不过十来岁的他，必须照看所有人。“大人的权威”并不存在于那里。以他为中心，一种较为水平的关系得以形成。用现代的方式想象，那大约类似于——内战中成年人都死光了，村庄里幸存的年轻人围绕一位俊杰形成群体的景象。

如此成长起来的人们，最终形成了一支战斗集团。其名至今仍残存于共和国军师团名之中——“黑针鼠”。考虑到“黑针鼠”军团的核心，恰恰正是布劳涅妃娘家弗洛斯布尔侯爵家与玛丽妃娘家巴罗瓦侯爵家之始祖，我们甚至可以说：尤尼乌斯留下的细微痕迹，历经近九百年岁月，终于绽放于格洛瓦十三世的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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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瓦十三世的子女教育

如前节所述，格洛瓦十三世在枢密院体制初期生下了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在子女教育方面，居住在光之宫殿的这一家，无疑是中央大陆所有家庭中最先进的。换言之，它是现代的。

首先，肉体痛苦为中心的教育法——直至第二十期中叶，无论身份与财产，在几乎一切家庭中仍属普遍做法——被全面禁止。

安娜莉泽妃留下的记录，放在第十八期的背景下看，甚至令人震惊。

“陛下说：‘被他人之暴力所镇压的兽欲，一旦那人不在了，便会解开枷锁。因此，必须不借助他力，以自身的理性将其抑制。’不能说没有不安。但，相信吧。相信儿子。作为从小被强力矫正长大的女儿，我要用爱去引导儿子。”

可以想见，安娜莉泽妃的幼年并不十分幸福。当时那个常被暗暗鄙视为文化落后地区的东方王国，极其厌恶自己被看作野蛮。这种感觉也影响了子弟教育——他们以一种近乎过度的热忱，致力于为孩子灌输完美的礼法。亲子之间的互动也被刻意克制，父母与孩子接触的机会都受到严格限制。安娜莉泽妃日后对母国与父母表现出一种奇妙的冷淡，恐怕也与这种教育不无关系。或许正因为如此，安娜莉泽妃对拥有开明想法的丈夫格洛瓦十三世表现出了极大的信赖。其日记中肯定王的行为的记述之多，甚至可以说她已被王“俘获”了。

顺带一提，安娜莉泽妃的存在与丈夫格洛瓦王一样，令各派历史学家头疼不已。尤其是站在王党史观立场的人看来，作为“埃斯托比尔格之女”的她近乎反派；但另一方面，她又是正当王权持有者格洛瓦十四世的生母，而十四世对母亲崇敬有加这一事实分量极重。此外，格洛瓦王在世期间她从未以“埃斯托比尔格王女”自居——这一政治姿态也使得评价更为复杂。结果，通俗的定论便落在了“虽是敌国之女，心地却好的王妃”这种程度。

与禁止体罚并行、或者说作为其归结而施行的，是“说服”与“训谕”。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用言语向孩子讲解事件的是非、引导其思考与改进，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教育方法。但在第十八期，情况截然不同。

当时的孩子不被视为“孩子”。孩子是“做坏的大人”“未完成的大人”，在成年之前甚至被看作“父母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被认为是可以与之讲道理的对象。这种感觉尽管存在程度差异，却是时代的共同认识，并不会随身份不同而截然改变。王的孩子们比平民的孩子受到更精心的对待，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其背后心态与对待易碎陶瓷器并无二致。

这一常识在格洛瓦十三世那里被否定了。王时常与孩子们交谈对话。虽然也有严厉斥责的时候，但从不无视孩子的想法而单方面灌输。妃子们与教育人员也都被要求遵循王的这一作风。

最先适应其方针的，是自身也受过比较现代的教育而长大的索菲妃。在各妃中最年轻的她，不仅对自己所出的玛格丽特，对其他妃子所生的孩子们而言也成了最亲近的存在——如同义姐一般。尤其是玛丽·安娜（格洛瓦王长女）非常亲近她，总是唤她“索菲姐姐大人”。

反过来，适应得最慢的大约是玛丽妃。出身于近卫军母体的娘家，对她而言，教育不是靠言语完成的。重视纪律与责任感的她，希望将这一切也赋予玛丽·安娜。玛丽·安娜之所以依恋索菲，大约也包含了对严厉母亲的逃避。

按第十八期的惯例，子女的幼儿教育由母亲来施行，父亲几乎不参与。但即便在这一方面，格洛瓦王似乎也相当积极地行动了。当需要约束和矫正孩子行为的时候，王并不回避自己的角色。父性赋予孩子社会善与恶的判断基准。接纳的母性与区分的父性——倘若两者不齐备而贸然施行现代式教育，结局恐怕将是悲惨的。

此外，王认真倾听妃子们所谓的“抱怨”，这一点也同样耐人寻味。在父权色彩浓厚的时代风气中，妻子的烦恼不过是“女人无聊的闲话”，并不被认为值得丈夫认真对待——用当时的话说，是“琐碎之事”。因此，当时的母亲们主要生活在横向的联结（母亲之间）与纵向的关系（生母、义母）这些同性交流之中。说得更彻底些，她们只活在同性交流之中。但在家庭内部，王却重视这些“琐碎之事”。布劳涅妃的日记中，记载着她将儿子缺乏生气、过于乖巧的不安向丈夫倾诉，而丈夫却只是一味提出逻辑性改善方案，令她大为光火：

“陛下总是对的。总是这么正确、这么聪明！”

成为母亲之后，她的日记中有一个倾向：对丈夫言行不满时写作“陛下”，与丈夫关系融洽时则写作“格洛瓦大人”。因此，上引那句话显然是明确的讽刺。

读者诸君——尤其是养育过子女的女性读者——或许会对布劳涅妃这番发言深有同感。简单来说，就是那个“仿佛懂了，却又全然不中的丈夫”的典型形象。但有一点想提请诸位留意：生活在第二十一期的女性，居然能对第十八期的男性产生理解——这一事实本身便已令人惊讶。当时普通的男性根本就不听妻子关于育儿的抱怨，妻子也不会特意向丈夫倾诉。

王这种破天荒的子女教育以及对待妻子的方式，究竟能否称得上成功，判断殊为不易。但有一个事实：孩子们终究没有分裂国家。格洛瓦与罗贝尔兄弟从未对立，玛丽·安娜直到最后都是兄弟们的“姐姐”。玛格丽特与弗洛里亚即便嫁往他国，也始终与兄姐们保持着密切的交流。

在“大改革”“祖国战争”相继而来的大动乱之中，圣特内里能够勉强抵御他国蚕食，日后并在对外关系上取得比较稳定的格局——格洛瓦十三世的孩子们所展现的这种纽带，正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大因素。

得以窥见长期被忽视的格洛瓦十三世家庭内景的读者诸君，此刻会作何感想？

恐怕会为其与坊间流传的格洛瓦十三世形象之间的悬殊差异而感到惊讶吧。

事实上，只要认真精查当时的文献就会发现：最近年间的小说、戏剧画与影像剧中描绘的那种“美化过的”“现代的”格洛瓦王一家形象，比之过去的通俗描写，反而远远更接近事实。

玛格丽特王女双手牵着父母，在宫殿庭院中散步。玛丽·安娜王女在父亲膝上嬉闹，母亲玛丽妃在旁含笑注视。格洛瓦王太子在双亲面前得意地背诵新学的诗句。还有罗贝尔王子与弗洛里亚王女围坐在摆满母亲布劳涅妃亲手所做菜肴的餐桌旁。面对“近十年来已为人所熟知的、格洛瓦十三世一家的现代变奏，在第十八期真的有可能存在”这一推测，笔者不禁涌起深切的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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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会谈

1724年5月，在圣特内里东部施特拉布村中搭建的临时宫殿里，中央大陆三大强国的国王直接会面。在王国不过是诸侯之一的时代中期另当别论；到了各国君主早已作为大国之主君临天下的近代，诸国国王以“王”的身份正式举行会谈的场合极为稀少。而会谈参加者横跨三个国家者，除三王会谈之外别无他例。

这一事件历来被定位为“垂死的圣特内里王国所发出的最后一道光芒”，同时也被视为与会谈促成者——首相阿基亚努大公与宫务大臣弗洛斯布尔侯爵——政治手腕的有力证明。

在三王会谈中，圣特内里获得了接待客人的“主人”一方立场。这意味着圣特内里居于调停埃斯托比尔格与普罗赞纷争——这一帝国内乱——的位置。皇帝与普罗赞王不远千里而来，踏上了圣特内里王国的领土——尽管它确与帝国相邻。

会谈自五月第二周起历时两周。不过，国王们几乎未进行任何具体协商。棘手问题的事先磨合早已完成，三国和约在会谈之前便已生效。国王们在施特拉布实际履行的公务，不过是签署和约宣言书而已。格洛瓦王以这样的署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枢密院主事者

格洛瓦·埃内·昂·卢瓦

因此，三王会谈与其说是实务会议，不如视作面向整个中央大陆的示威活动之一环——具体而言，是针对安格兰的。

直至普罗赞国王弗莱什三世去世，三国和约至少发挥了某种程度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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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数日举行一次的三方会谈与非正式的两方会晤，以及夜会与狩猎。随员留下的记录，以某种鲜活感留存了国王们之间的关系。

健谈的弗莱什三世与寡言的格奥尔格五世。普罗赞王过甚的言辞时有惹恼格奥尔格五世之处，而从中插话维持场面者，正是格洛瓦十三世。在两位年长二十岁以上的国王之间充当调停者的三十余岁格洛瓦十三世，似乎不得不在超越象征意义之外的实际层面上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1724年的格洛瓦十三世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例子，写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普罗赞王太子弗莱什·沃丹（后来的弗莱什·沃丹二世）的手记之中。

会谈期间，弗莱什三世与格洛瓦十三世有过几次晚餐聚会。其中一次，王太子也在座。

弗莱什三世照例滔滔不绝。尤其谈到孙儿——也就是儿子弗莱什·沃丹所生的弗莱什（后来的弗莱什四世）——时更是话兴大发，屡次向格洛瓦十三世求娶其女为孙媳。

酒过数巡，微醺的弗莱什王冷不防向格洛瓦十三世问道：

“我说格洛瓦阁下，格洛瓦阁下，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你竟能安然入眠？不害怕吗？不觉得可怖吗？难道是圣特内里产的寝具特别高明！那我也想要一套啊。对吧，沃丹！”

手记作者弗莱什·沃丹写道，父亲这过于露骨的问话令他瞠目。这番话揶揄的是首相阿基亚努大公的立场与权限——把那么强大的力量交给臣下，难道不危险吗？对于一生身为政治实务者的老王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疑问。但在外交上，这显然是一步险棋。

面对父王的无礼之问，格洛瓦十三世露出一抹暧昧的、读不出意味的淡薄笑容，答道：

“并不害怕。正如弗莱什阁下头顶上的王冠不会感到恐惧一样。——我不过是圣特内里这个国家戴在头上的一顶不会说话的王冠罢了。”

宴会结束后，在返回住所的马车中，弗莱什三世对儿子这样说道：

“你应该明白吧。不惧臣下的王，要么是蠢到透顶的傻瓜，要么就是‘真正的王’。沃丹，沃丹。格洛瓦阁下是哪一种？你说呢。”

“至少，不像是蠢到透顶的傻瓜。”

“是啊。正是如此，沃丹。我是‘真正的王’。普罗赞尽在我掌中。那么，圣特内里又如何？”

王太子词穷了。面对回避作答的儿子，弗莱什王低语道：

“不明白吗？我也不明白。当你率领大军、身处迷雾之中而无法看清敌之全貌时，你会怎么做？你懂的，沃丹。那种时候，就——要胆怯到近乎怯懦地，谨慎行事。”

圣特内里王国所面对的普罗赞与埃斯托比尔格，在三国和约与三王会谈的谈判过程中，几乎完全感受不到格洛瓦十三世的存在。赴普罗赞与埃斯托比尔格谈判的首相阿基亚努大公，以态度、甚至时而以言语明示：自己才掌握着国政的绝对权力。这番言行理所当然会通过随员传到国王格洛瓦十三世耳中。即便如此，他仍敢如此明言，可能性只有两种：要么王不过是一个摆设；要么王与他之间建立着牢固的信赖关系。面对弗莱什三世的提问，格洛瓦十三世明确地给出了前者的回答。而弗莱什三世与王太子弗莱什·沃丹，全然不信。

尽管是经由手记间接获得，但直接与研究对象的交谈者所留下的观感之所以重要，正在于此处。亲见其面的人，感受到的是无法从文字中读取的氛围。王那句“我不过是一顶王冠”，若照字面理解本不可能产生误解。然而，两位与他直接交谈过的人——第十八期最具代表性的贤君——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印象。这一事实虽是旁证，却深刻暗示了格洛瓦十三世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再结合双重战争爆发前夕，弗莱什·沃丹王直到最后仍恐惧、忌惮着格洛瓦十三世的逸事，我们或可推知：普罗赞国王父子二人，在格洛瓦十三世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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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高等专科学校的设立

从枢密院体制初期到中期，国内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税制与军制改革构成两大支柱，而为支撑这些改革所必需的“人才”培养，同样堪称枢密院时期的重要变化。

格洛瓦十三世治下，设立了“国立军学校”“国立理工科学校”“国立行政学校”“国立土木学校”四所学校，与已有的“格洛瓦九世校”合在一起，为国家运作稳定输送所需的高级官僚。

正如读者诸君所知，这五所学校在今天的圣特内里共和国依然高踞高等教育的最高峰，毕业生在各界大显身手。近年因其偏重程度之甚——圣特内里的政治家、高级官僚、大企业高管九成以上出自上述学校——已引发争议，要求改革的声音亦日益突出；然而在设立之初，这些高等专科学校的前途却曾被普遍质疑。

在第十八期的圣特内里，教育不属于国家干涉的领域，而是属于个人与家庭的营生。然而，在一个由子承父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里，这些高等专科学校却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不论贵族或平民。

此前的“格洛瓦九世校”这类大学虽然同样不分贵贱，但其设立的根基在于人文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修习高蹈教养的场所、一种趣味之地。虽然后来毕业后步入法律界的毕业生逐渐增多，但它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于世俗之外的独特位置。

而新设的四所学校，则是培养更具体之职业人的场所。国家踏足了一直由家族内部以家业形式传承的教育领域。重视传统家内培养的贵族们并不欢迎这一“入侵”；平民则大多没有余裕将作为劳动力的孩子送进学校。因此，最初的入学者以富裕平民阶层的子弟为主。如今难以置信的是，这四所学校在当时乃是“下等人”去的地方。

为打破这一共识，格洛瓦十三世将女儿之一玛丽·安娜送入了国立军学校。尽管生母出自以军事为家业的巴罗瓦家，玛丽·安娜终究是堂堂正正的王女。她的入学固然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但为洗刷四所专门学校不振的名声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她入学为分界，中等规模以上的诸公家也纷纷形成了送一名子弟入学的潮流。尤其是国立军学校，作为玛丽·安娜王女的“同学”，德尔鲁瓦兹、巴罗瓦两家主家的子弟被送入数名；此外，陪臣家的许多孩子也叩响校门。“国立理工科学校”与“国立土木学校”迎来了盖约尔大公家出身的子弟，“国立行政学校”则有阿基亚努大公家的相关人。左右政界的各股势力齐步调地送入了自家子弟。

站在第二十一期视角上的我们深知：这些高等专科学校的设立，其深刻影响力甚至超越了税制与军制改革。在那里培养出的年轻人，正是“大改革”后支撑圣特内里的脊梁。这是因为，各高等专科学校是“国家”的设施，而非“王”的设施。因此，毕业生并不自认卢瓦朝的臣下，而自觉为圣特内里国家的公仆。“大改革”带来的国制剧变之后，圣特内里之所以仍能维持作为国家的一体性，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场官僚阶层的意识变革。

王是否有意营造这些发生在第十八期中叶至末期的现象，不得而知。四所学校的设立提案者，是早已痛感军事学校必要的王国军元帅德尔鲁瓦兹公，王的参与情况并不清楚。

因此，能够确认的事实只有一个：格洛瓦王无视惯例，没有为新设四校冠以“王立”之名，也没有冠以“格洛瓦十三世”之名。

从“格洛瓦九世校”的例子亦可知，历来学校的设立是王赐予民众的恩惠。王借此将自己的名字铭刻于历史——正如并无什么实绩的格洛瓦九世却广为人知那样。然而格洛瓦十三世，与这种“在历史上留名”的自我展示欲——那是任何一位王都具备的——几乎完全无缘。格洛瓦十三世设立的国家设施，最初是作为伤员疗养所运营的勇者之宫殿，以及这四所高等专科学校；但无论在其内部何处寻找，都看不到格洛瓦十三世的名字。只要看看格洛瓦九世校校舍各处陈列的王之胸像，便能明白这“不存在”是何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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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事实便断定格洛瓦十三世生性谦逊，未免为时过早。若仔细追溯王的事迹，甚至能感受到一种颠倒过来的自我展示欲。格洛瓦十三世是一位在其治世中显然具备某种政治主体性的君主。因此，他不是没能留下名字，而是刻意不留下。枢密院中期以后，王的隐栖倾向日益显著。在和约宣言书上不署名“圣特内里国王”一事，便是这一姿态的象征。

格洛瓦王这种复杂的精神，也孕育出若干关乎枢密院体制后期与其死后走向的施策。

下一节，将概述双重战争的失败与余波，以及王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