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政后期（1713〜1716）

本节概观格洛瓦十三世自"回心"至枢密院创设之间三年间的政治活动。

在这短短三年中，格洛瓦十三世施行的政治举措涉及诸多方面，而其中任何一项，都对后来圣特内里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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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军的发展性解体与海军重建的停止

如上一节所述，近卫军的逐步缩减及向国军的统合，堪称格洛瓦十三世诸项业绩中之最大者。历来通说认为，此乃"回心"之后变得顺从——实质上被认为陷入近乎心神丧失状态——的王之下，以家宰为首的卢瓦世臣官僚群体掌握实权的结果。

格洛瓦十三世诸多恶名之一的"白痴国王"登上历史舞台，时间相当之早，即在"回心"之后不久。这诨名产生的起因，是御前会议上与"回心"之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各类夜会的停办乃至缺席。"回心"之前，王惯于在御前会议近一半的时间里发表长篇大论。夜会亦频繁举办。召来宠爱的臣下，或赴臣下宅邸，酒酣之际意气风发的新王形象，留存于众多贵族的笔记之中。

"回心"之后，格洛瓦王在公开场合发言的身影几乎消失。御前会议尤为显著，原先动辄长达三四个小时、乃至更久的会议时间，最短被压缩至一个半小时左右。

"伟大的国王陛下赐予臣下的，是世上最宝贵而又最不花本钱之物。即时间。"

出席某次会议的外务副官之一在致同僚的信中如此讽刺地写道。

会议以诸卿的报告与讨论为主，王则百无聊赖地望着这一切。从怀中掏出怀表——这也是布拉格制品——低头看时间，甚至对阁僚们连瞥都不瞥一眼的情形亦不罕见。

那位口沫横飞、就王国荣光长篇大论之人，经过两周疗养后竟变成这副模样。不甚了解内情的人们担心王的精神留下了"重大障碍"——以现代的说法，即轻度智能障碍——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认识在十几年前、即对格洛瓦十三世的研究正式展开之前，已凝为一个定说：因"回心"而在智能上落有若干障碍的王，已无法自主处理政务。因此，自"回心"之年1713年至去世之年1735年的二十二年间所施行的政治活动，基本上被视作当权者——在枢密院创设前是家宰弗洛斯布尔侯爵；创设后则是阿基亚努大公、盖约尔公、德尔鲁瓦兹公、弗洛斯布尔侯爵的合议——之所为。

此处仍须提请留意现代与第十八期人们感觉上的差异。在第十八期，人权与福祉的概念极为稀薄。正教会虽然出于宗教热诚，对各类障碍人士的援助细水长流地维持着，但那终究是以"怜悯"为动因的"施舍"。

在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几乎不存在的第十八期，社会对障碍人士的对待极其冷酷。嘲弄、辱骂、轻蔑，这些还算好的。在中产以下的家庭，甚至会发生带有泄愤性质的肢体暴力。下层民众的世界中则看不到此类问题——因为不能成为劳动力者，动辄被随意丢弃，倒毙野外。

在以王为顶端的上流社会，这样的存在被掩盖起来。然而，在由多种多样社会阶层的人们编织而成的流言蜚语构成信息传播核心的社会中，要完全隐瞒是不可能的。正因遮遮掩掩、欲盖弥彰，揣测反而加速。结果，与实像全然不同的"事实"流布开来。自诩知性的贵族们对身有障碍的同类垂以"怜悯"。但只要多喝几杯，那层薄薄的怜悯皮囊便轻易剥落，转而成了一如平民百姓般带着轻蔑的笑谈之资，这已是常态。

格洛瓦王是否真的患有当时人们所说的"白痴"——即现代所谓轻度智能障碍——只要稍微翻检一下当时的文献，立刻便知并非如此。然而在第十八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政府高官或王妃们的笔记、书简之类。在信息传播手段唯有薄薄一页"报纸"的时代，一经流布的传言很容易就变成"事实"。因此，对格洛瓦十三世被歪曲的形象负有责任的，恐怕当属被"定说"或"时代情势""党派性"所牵引而怠于订正的历代研究者们吧。

那么，在御前会议上心不在焉的格洛瓦十三世，究竟如何参与政治？这一点，在上一节登场的几位阁僚——内务大臣普尔维约子爵、财务总监蒙布里耶伯爵、近卫军总监巴罗瓦伯爵（格洛瓦十三世妃玛丽之父）、陆军副大臣德尔鲁瓦兹公、海军大臣格里利安侯爵等，除家宰弗洛斯布尔侯之外的阁僚——的备忘录、笔记与书简中，留有丰富记载。

在大幅缩短的御前会议之后，王将其中一两名阁僚召入办公房。大多数情况下，家宰也会一同被召入。王随即开始"垂问"。正如前述财务总监的逸事所示，内容通常展开为对各自身领域内繁琐细节的讨论。当内务大臣被问及舒特洛瓦市内下层民众（更准确地说，是无产市民）的实际人数时，留下了一句不置可否的感想："这大概不是'大陆第一高贵之人'应该挂心的问题吧。"继承亡父之位成为德尔鲁瓦兹公家当主的陆军副大臣，被问及火炮与火枪的月产量而语塞。海军大臣亦遭同样待遇，被问及军舰乘员之确保事宜。

王的这些询问，由数值性信息发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转化为更大的问题——即对政策的质询。在统合各部门长官之报告、探讨国策之际，与之商量的对象恐怕就是家宰弗洛斯布尔侯爵。然而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细致记录几乎完全没有留存。

无论如何，阁僚们并未将格洛瓦十三世视作"白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时执掌警察机构的内务大臣普尔维约子爵的动向颇具象征性。"回心"数个月后，他开始向王报告关于外样诸侯的各种情报，即当时虽处圣特内里境内却保持半独立状态的两大公领——盖约尔公领与阿基亚努公领——的情报。这本身便是一项政治选择。

经过此类接连垂问之后，王作出的两项决策——即上述近卫军与海军的处置——此处不再复述细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指出：受命于斯的近卫军总监与海军大臣，都清楚地认识到指令系"何人"所发。两人均未对家宰或财务总监表露任何反应。各自的书简中也没有对家宰、财务总监的怨怼之词。唯有"陛下之裁决"一语存在。虽则近卫军总监的那句话中带有的是含着接受意味的无奈，海军大臣则隐含若干不满——然而倘若王只是彻底的"摆设"，两人的不满理当指向假借王意之人。即便不及"摆设"之甚，若觉自己为家宰、财务总监所操纵，想必也会表露同样的矛头吧。

换言之，当两人直面官僚最忌讳之事——自身职分遭到裁减时，都将判断主体认定为王。正因命令是出自非傀儡的、具有强烈主体性的王之命令，两人才撇开心中的波澜，选择服从。倘若这是与自己地位虽异却也同侪的家宰或财务总监所设之局，他们断不会俯首听命。近卫军总监与海军大臣，都是执掌军队这一暴力装置的最高权力者。且再次重申，第十八期不存在文官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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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政策

若要指出格洛瓦十三世治世中易于把握的鲜明特征，当属婚姻政策之妙吧。如众所周知，格洛瓦十三世共有四位妻子。

王国正妃安娜莉泽（帝国正妃所生长皇女安娜莉泽·沃·埃斯托比尔格），侧妃索菲（盖约尔大公正室所生长公女），侧妃布劳涅（家宰弗洛斯布尔侯爵正室所生长女），侧妃玛丽（近卫军总监巴罗瓦伯爵正室所生长女）。

除避居政治前台之外的玛丽妃，其余各位王妃都是格洛瓦十三世死后圣特内里政界中声名显赫、拥有隐然势力的人物。然而历来通说倾向于将她们描绘成某种"牺牲者"：为着国家、或公领、或所属势力的缘故，向精神带障的王献上身心的可怜女性们。实际上，在"大改革"以后流布的小报——实际上近于涂鸦——上，甚至出现过描绘丧失心智的丑恶之王扑向瑟瑟发抖的美丽妃嫔的戏画。

然而如前所述，只要一读几乎完整无缺地留存至今的布劳涅妃手记，立刻便可明白，坊间流传的这种印象纯属谬误。当然若以过于诛心的眼光来看，也并非不能设想：手记乃是不堪献祭式婚姻的布劳涅所虚构的"理想夫君"之文字记录。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布劳涅妃便是不以王妃、而以稀世女流小说家身份在中央大陆历史上留名的奇才了。

留有完整内心记录的布劳涅妃是例外，其他王妃的真实心迹则难以窥知。乘着近年格洛瓦十三世人气高涨的风潮，与旧说方向恰恰相反、经过大加渲染的小说、连环画、影视剧纷纷问世。其构图相当简明：身为圣特内里国王、拥有高贵血脉，能干精悍却不带时代特有粗野的"绅士"之王——每每被拟为惹眼的美男子——以及双肩扛着家与国、却为王爱所守护而得享幸福的美丽公主们。对于熟知格洛瓦王研究复兴以前状况的笔者而言，那个曾为恶评之块的王如今竟被描写为"理想男性形象"，实在令人感慨系之。无论如何，加上现代已完全废止的多妻婚俗，格洛瓦十三世的后宫为我们的好奇心提供了丰沛的"情趣"。

然而遗憾的是，那些终究是创作。若问事实上诸位公主是否都对王怀有亲密的感情——以现代说法即爱情——那恐怕难以一概而论。侍从们的证言及当事人备忘录中确有"恋慕陛下"之状，但那是一种定型表述。在那男权倾向强烈、于公开场合以贞节与爱示人方为良善的社会中，对丈夫恶语相向实非合礼之举。不过，要说王妃们与王的关系已然破裂，亦难以想象。证明这一点只需一事便足：王妃们没有一人有情夫。王亦同样没有情妇。

第十八期的社会，为维系血族，默许一男多女的一夫多妻制。虽然从正教伦理观看这并非值得称许的行为，但作为必要习俗它已世俗化。加之与现代不同，当时的婚姻是家与家之间缔结的一种契约、一种同盟，个人感情没有插足的余地。如此说来，婚外恋情乃人情之必然。尤其是因政治需要而必须广娶妻室的高位贵族社会，婚外恋情已然常态，若非实在出格，丈夫不会责难妻子——因为丈夫一方同样与其他女性有染。

在这样的背景下，格洛瓦十三世的"家族"中竟然寻觅不见此类痕迹，实足令人惊讶。有趣的是，现代格洛瓦十三世人气的源泉之一，正在于这种关系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一面采取着一夫多妻制这一现代视角下扭曲的形态，一面在其框架内部竟成立着颇为现代的男女个人关系——这一不可思议的状况，显然撩动着我们的好奇心。

若像前面论及布劳涅妃日记时那样作恶意的推测，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格洛瓦十三世生性极度善妒，禁止了妻子们的婚外恋情——尽管以当时标准言，那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当然的权利。不过，留有唯一详细记录的布劳涅妃，以其性格论，恐怕非但不会忌惮王妒，反而会乐在其中，因此作为反驳材料稍嫌乏力。

且不论各位王妃各自内心的甘苦，若从政治视角审视，格洛瓦十三世的婚姻政策可说取得了重大成功。与安娜莉泽妃的婚姻，实现了同埃斯托比尔格王国之间的紧张缓和，与王所志向的军备裁减政策表里一体。与索菲妃的婚姻则是将盖约尔公领纳入掌中之举，强力推动了圣特内里境内之国中之国的消解。布劳涅妃一事，明确旨在强化与作为王之支持基础的卢瓦世臣诸侯的关系——即巩固阵地。玛丽妃则维系了与以近卫军核心身份任职的巴罗瓦家的纽带，并在近卫军并入王国军的过程中，出乎当初预料地经由巴罗瓦出身的军官们扩大了王在军中的话语权。

而凡此种种聚合的结果，便是被视为王最大竞争者的阿基亚努大公皮埃尔的动向遭到封杀。王朝更替被阻止了。

要掂量蕴含在这些婚姻同盟中的格洛瓦十三世主观意志的分量，并非易事。因为婚姻既是家与家之事，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事。例如，若欲结盟之家没有适龄女性便难以成立；婚后若对方早逝，关系亦随之解除。因此，十八期初叶构成圣特内里的各主要势力的家系中恰有适龄女性存在这一偶然，以及她们都保持着健康这又一偶然，支撑着王治世之事，恐怕无可否认。

那么，王究竟做了些什么？首先，决定联姻对象的是他。各家为将女儿送上妃位而事先疏通，诚属事实；但此等事并不限于弗洛斯布尔家或盖约尔家。"回心"之后，王频频在午后举行茶会，受邀与会的显贵家女儿为数甚多。然而，对象逐渐缩减，最终留下的是布劳涅、玛丽，以及索菲。想来王是一面观察政治情势的变迁，一面在相当程度上掺入个人好恶，逐渐收束候选者吧。

王做的另一件事，是防"破裂"于未然。与卢瓦家近臣诸侯之女的布劳涅妃、玛丽妃不同，帝国皇女安娜莉泽与盖约尔大公女索菲并非臣下之女，而是近乎与卢瓦家对等之家的女儿。因此，视与王之间关系如何，离婚是完全可能的选择。然而结果，两人都同王育有子女，相伴直至王去世。男女之情难以作逻辑判断，故而不能断言她们深爱着王。但至少可以说，她们并未厌恶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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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

象征着"回心"以后之急剧转变的事物之一，是外交政策。自格洛瓦十二世末期以来呈慢性化的与埃斯托比尔格王国之间的对抗，开始出现平息的尝试。其中一项，是以新王格洛瓦十三世与帝国皇女安娜莉泽的婚姻为支柱的与帝国的和约。察觉到死期将至的格洛瓦十二世受命之下，水面下展开活动的，是家宰弗洛斯布尔侯爵；帝国方面的推手则是皇妃奥古斯塔与宫相巴丹。然而新王的性格与言行，令这一预谋的实现可能性变得极为渺茫。

即位之前便与普罗赞王弗莱什三世有所交往的年轻新王，在"回心"之前的一年中，明确将埃斯托比尔格定为假想敌。甚至在御前会议上也亲笔在黑板上绘制示意图，热情洋溢地演说着如何攻取埃斯托比尔格领土。

然而"回心"改变了一切。

经王与家宰数次会谈之后，朝向和约的动作骤然活跃起来。肖像画赶制而出，亲书拟就，两国使节在舒特洛瓦与维农之间络绎不绝。

1715年，经过两年婚约期，安娜莉泽的出嫁得以实现。

圣特内里与埃斯托比尔格的和约，极大改写了中央大陆的势力结构。普罗赞失去了昔日优势，后来不得不与圣特内里缔结和约。当时举行的格洛瓦十三世与弗莱什三世会谈究竟是何情形，除公开协定之外的部分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弗莱什三世有生之年，这位变幻自在之王——更直白地说，不可信赖之王——始终维持着与圣特内里的友好；继位的弗莱什-沃丹二世则公开宣示对格洛瓦十三世的警惕与恐惧。退出三王同盟之际，他曾屡次向侧近发问："真的能与那位格洛瓦王交手吗？"当时圣特内里枢密院体制已成立多时，王的存在近乎被人遗忘——而远在贝里昂王座上别国之君唯独对其心怀恐惧。这一事实，或可成为掂量格洛瓦十三世与弗莱什三世关系的一则材料。

"回心"后初期尚称稳定的对外关系，到了后半段、即枢密院创设准备期，骤然骚动起来。欲在对抗普罗赞上结成共同战线的埃斯托比尔格，对圣特内里迟迟不见行动日益焦躁；安格兰则担心因和约而缓过一口气的圣特内里，会不会转而将矛头对准自己。

前者在枢密院体制成立后，以三王同盟为归宿。

而与安格兰的关系，则导向了即使在其评价重估之前亦广为人知的一篇演说——"盖约尔馆演说"。

因地理相近而与盖约尔公领关系密切的安格兰，为搅动圣特内里，将盖约尔当作钓饵，对舒特洛瓦政府施以摇撼。煽动舒特洛瓦市民的工作暗中展开，首都一度濒临骚乱。

为收拾这一局面，王本人驾幸舒特洛瓦的盖约尔馆。

格洛瓦十三世作为历史悠久的卢瓦王家之王，第一次直接向民众发声。让盖约尔大公女索菲同乘一马、于馆前演说的王之身影，成了连庶民日记中都有所记载的一大事件。不过那是个没有扩音器的时代。聚集而来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只是勉强听清了王言语中的只鳞片爪。听完整段演说的，唯有相当靠前的部分市民。因此，王的演说全貌直到近年仍鲜为人知。留于记载的，仅知内容是敌视安格兰。

然而，在能听清王话语的前排人群中，偶有一位男子——其实还只能算少年——占据了位置。以此为契机，圣特内里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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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改革"的关系

本书开头提到了莱斯潘遗稿，视之为促使格洛瓦十三世获得重新评价的契机之一。

朱尔·莱斯潘遗稿的构成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日记，二是论文草稿。最后，是"王"的言行录。

日记与论文草稿作为具有重大价值的第一级史料，自不待言。但第三部分之于研究者，可以说超越了史料本身——它在事实上使旧来定说尽归无效。

圣特内里共和国之父莱斯潘，以王权的敌对者、批判者闻名。他在后来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对王位与王制的猛烈批判始终是不变的主题。

定说认为，使生为贵族之子的他王制怀上决定性的失望与敌意的契机，是1716年向格洛瓦十三世呈献献辞之时。

对于批判王制的献辞，王竟误以为是褒赞，天真地欢喜满足。头一次亲眼目睹的"我王"，其蠢笨竟至如斯；而面对这样的愚王，自己却不得不"不情愿地"低头——年轻莱斯潘的日后道路，正是被这圣特内里社会的不条理所决定的。

然而，遗稿所收的王之言行录，字面意义上将这一切统统击碎了。

言行录以盖约尔馆演说全文开篇。虽有若干为部分杂音所扰未能听清而致的脱漏之处，但几乎是全文。

更令人惊讶的是，1715年，莱斯潘随师波尔塔教授出席阿基亚努大公家所办夜会时，竟与王有过一面之缘。在那里，撇开旁人交谈了一个小时以上的对话内容，也被尽数记下。

莱斯潘生前便以惊异记忆力知名。他将全部潜能用于记录王之言语的这批文字，经研究者彻底分析后，判明的事实无不令人深感兴趣。不过凡此种种，对于以格洛瓦十三世为主题的本书而言，只拟作最小限度的叙述。关于莱斯潘遗稿已刊行诸多优质研究著作，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径自参阅，卷末已附文献。

此处只从已判明的事实中拣出一点，介绍给一般不为人知的读者诸君。

以华美演说著称的共和国之父，其言谈风格竟与格洛瓦十三世极为相似。谁影响了谁，不言自明。莱斯潘正式登上历史前台，是在格洛瓦十三世死后；他那些演说，也全部作于王死之后。

莱斯潘不只记录王的演说，每隔数行还会写入自己的见解与注释。而且想必反反复复读过许多遍。在不知不觉间，王的措辞与语调为莱斯潘所继承。

格洛瓦十三世演讲中标志性的背理与对比结构、大量使用的倒装表现，原封不动地与莱斯潘的演说重合。

我们在小学最后一年国语课上学过的莱斯潘演说集。圣特内里全国国民经由教科书诵读熟习的那光辉灿烂的共和国宣言——那个声音究竟是谁的，我们现代人如今终于知道了。

"贤明的引路者与愚蠢的枢密院主事者"——高中教科书上的这个表述，有必要改写。

应为"引路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