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江泰子] 军队抛弃在满一般邦人
軍は在満の一般邦人を見捨てた
作者:堀江泰子
翻译:rakshas
这本书在日亚可以免费看原版,虽然很短,不过很有意思。欢迎吐槽




序言
曾经,在中国的东北地方有块叫满洲的土地,如今正渐渐被人遗忘。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满洲住着大量日本人。我于大正九年在当地出生,经历满洲事变(译者注:918事变),苦难之末,回到了日本。
或许有人认为先前战争的悲惨早已言尽,不过关于满洲还说不上十分。当时的大人基本已经去世,剩下来的当时还是小孩子,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是吗。战争中逼迫我们「协助军方」的军方相关人员,一得知日本战败就丢下一般市民早早溜走了。听说其中有一流公司的高层,也有拿着大量年金的人。
然而,对战败一无所知被迫留下的庶民,此后的一年,直到终于能遣返回母国为止,其间在逗留地既靠不了军方也靠不了政治家,处于无法工作与买卖的状态。饿死的人,染上传染病死去的人,带着肝肠寸断的心情卖掉孩子的人……。能在如此惨状中幸存下来,都是因为有饱尝日本人侵扰的满洲的人们的帮助,唯有这点我决不会忘记。而且,一年后总算托美国(联合国军)的福开始遣返,这个事实我最近才知道,能回来并非拜日本政府所赐。
结果,辛辛苦苦总算回到日本,等来的却是,亲戚跟邻居,「别回来的好」这种无情的话语。据说「日本人是岛国性情」,一点没错。对于在满洲受到「大陆式」教育的我而言困惑不已的日常。终战后经过60几年试着回首过往,我不禁觉得真亏自己能活到现在。
如今,我所能做的是以一个庶民的角度悉心记录,满洲事变前后我在满洲的生活,以及终战前后都发生了什么。因为想把自己在旧满洲的体验流传后世,我在此书中整理了体验。希望自己的拙笔,得到尽可能多的人阅读。
大正终期的满洲
我在大正九年,位于如今中国的东北部名叫满洲的地方出生,长大。年轻人或许对满洲这个地名毫无印象,其北有座名叫哈尔滨的都市,其南则是长春,奉天(=现在的沈阳),大连等大都市相间,由一条铁路连接着(请参照卷头的地图)。这条铁路一直连到欧洲,然后日本方向也从现在叫平壤的安东通到釜山,此后再换乘船舶可以到日本的下关。从下关搭火车不管是去东京还是九州用一张车票就能抵达终点。当时,奉天—东京特急是三天,而大连—下关—东京需要花四天。
即是说,从日本到欧洲,不仅可以坐船(当时飞机还没普及)也能搭乘这条铁路。在日本统治满洲时,为了去欧洲学习,很多日本研究者都搭乘过这条铁路。托这条铁路的福,尽管在大正时代我家却用上了如今一样的坐便式抽水马桶,还有通瓦斯。由于冬天会降到零下20~30度,家是炼瓦造的,窗户是双层,供暖是壁炉又或者蒸汽,在室内冬天也很暖和甚至可以穿短袖。
在大正终期的满洲,相比日本制品,来自欧洲或者澳大利亚的输入品更多。比如衣服是欧洲,黄油跟起司是澳大利亚,鞋子则是来自捷克,这些东西除了去日本店订购,还有直接来卖的。当时,从苏联逃难过来的人呀,从德国,荷兰逃难过来的人呀,我们统称「俄罗斯人」,这些「俄罗斯人」卖的面包非常美味。点心面包也是「俄罗斯人」的店种类比较丰富,其美味程度跟今天在日本吃到的东西别无二致。小学中午也有卖这样的面包,不带便当的日子家里会给我十钱去买。其中叫做炸包子的俄罗斯面包特别美味,让人无法忘怀。
除了这些以外,还常常来卖鸡蛋(两个一钱)呀牛肉之类的,不过鱼不是很新鲜,只有来自海参崴的鲑鱼。「俄罗斯人」做的生肉薄片跟火腿非常美味,汤也是绝品,我经常端着锅去买。还有,九十年前妈妈住在哈尔滨的时候,从「俄罗斯人」那里学到了各式各样的料理,做过可乐饼,汉堡包,蛋料理,烧整支鸡,蛋糕等等,因此九十年前当时满洲的饮食生活,跟如今西洋化的日本是一样的。
满洲的学习生活
满洲的薪金比日本高,在日本初任月薪三十元左右的时候,在银行工作的父亲月薪好像是一千元。小学教师的薪金也是日本的好几倍,相对的必须在出师范(以培养教员为目的设立的旧制学校)后在奉天的「教育专门学校」学习两年。女校,中学,商业学校的老师都是出自日本的国公立,高等师范,文理大,津田私垫,我想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小学从一年级开始男女共学,当然哪个学校的运动场都很宽敞。女校(我在小学毕业后进学的五年制女子学校)有五个网球场,夏天可以在泳池里游泳,冬天运动场会变成滑冰场等等等等,体育运动丰富多彩。不仅如此,我小学四年级去过温泉,小学六年级去过海边。还有修学旅行,在女校四年级最后的春假,两周间程经陆路抵达日光,返程享受了船旅。旅行前老师对日本做了各种说明,我记得听到「在日本无论男女都要搬运行李做力气活」相当受冲击。尽管我是日本人,却对初次见到的日本充满了新奇。
小学有两个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没有换过班,不过四年级时,换了班主任。是个柔道四段又高又壮的男老师,他把大桌子搬到教室角落里,一整天跟学生泡在一起。便当也在这里吃,午休大家围着老师学习俳句,度过了愉快的时间。还有,不知道怎么回事,班上有个男孩没带便当,老师立即把自己的便当分了一半给那孩子。不过,当时的我,仅仅是觉得「老师很亲切」而已。
说说日后谈,这位老师,终战后返回日本时,某个公司的广告歌词上写着跟老师同名同姓的名字,到底是不是本人呢咨询过电台后,得到了联系地址。几年后,举办了时隔数十年的同学会,当时的老师已经是广岛某私立学校的校长。老师在战后创作了大量广告歌词,不过很早就去世了。
幼年在哈尔滨,住的是如今日本的公寓一样的房子,我记得俄罗斯人很多。俄罗斯人年轻时很苗条,不过上了年纪会变胖通过家门时被肚子卡住,所以必须横着通过。我取笑他们结果被追着到处跑。
五岁左右的时候,由于父亲转勤搬到长春。长春在海尔滨稍微偏南一点的地方,是日本人很多的街。从长春坐火车向南,就像开始叙述的那样经平壤行至釜山,再换乘联络船,八小时兼程抵达日本下关。在长春住的是独栋房子,因为附近都是日本人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刚刚念小学时,因为冬天运动场会变成滑冰场,我迷上了速度滑冰。父亲甚至在院子里给我建了滑冰场。我五年级左右当上了选手,六年级时去安东比赛。我想大概赢了,并且清楚地记得早会上校长先生介绍过这件事,还表扬了我。
满洲事变与在奉天的生活
昭和六年九月,满洲事变爆发。当时,身为退伍军人高层的父亲受到传唤出去了,我们家对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
翌年,满洲变成满洲国,请来溥仪氏当皇帝。当然,日本的扶持是历史事实,不过以此为境满洲迅速发展起来。长春改名新京成为首都,来自日本皇室的女性嫁给皇帝的弟弟(译者注:嵯峨浩与溥杰)等等,以图强化满洲与日本的关系。当时的事情我还好好记得的是,建国典礼。
昭和七年的某个冬日,举行了迎接皇帝溥仪的满洲国建国庆典,我们的女校也有参加。以皇帝的妹妹(译者注:韫颖)为首,日本的大人物与其家人接连来到女校。而且找工作的日本人也来了,满洲变得很热闹。因此,我家常常有男子暂住。
然而,在繁华的背后,政府没收满洲与苏联交界的国境附近满人(如今的中国人)的土地改称「乐园」,不断把名为「开拓团」的日本东北地方农民送进去。其中的善恶另当别论,我记得开拓团的人种的南瓜很美味。
昭和八年,随着父亲转勤,一家移往相当于如今沈阳的奉天。我也转学至奉天的女校,那里来自日本的转学生很多,甚至有人留级一年转学。
奉天正流行速度滑冰,女学生们放学后,在大型滑冰场接受教练指导。其中也有排在我下面两位的妹妹,今村俊子,作为选手经常远征日本。顺带一提,妹妹是1000米的日本记录保持者,后来成了奥运选手,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奥运会停办。
当时基本没有汽车,交通工具以马车跟洋车为中心。马车后面有四个座位,车夫是满人。洋车是日本也有的人力车,这边也是由满人拉车。乘洋车去市中心要五钱左右,乘马车要二十钱左右吧……。私宅的大门旁边,常常是同一个人放着洋车等候,简直就像私家车似的。
我家附近有间教员培训所,家的北侧是培训所的宿舍。这间培训所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关东军防卫司令部,不准我们靠近。当时的奉天还算和平,然而战争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这种地方。
因为很近我还记得,我家旁边是池田先生的宅子,里面有一个跟妹妹关系很好的同级生。这人的弟弟当时四,五岁,时不时来我家院子,最近得知这小子就是后来有名的版画家,池田满寿男氏让我惊讶不已。
在奉天工业正盛的时期,学校也有小学女校各两间,以及满洲医科大学。这间医大有管弦乐团,在这里我有生以来首次听了管弦乐。指挥是侍奉过前俄罗斯皇帝的白人系俄罗斯人,苏维埃联邦成立时,皇室相关人员跟犹太系的人纷纷逃往哈尔滨等其他城市。好像还有犹太系俄罗斯人跟德国人逃往遥远的日本。这些人中很多音乐相关的优秀人才,有名的人培育过日本人。
父亲在哈尔滨时,每周会去一次名叫同文书院的地方教课,当时的教子中有个年轻时髦的叔叔叫野坂先生,我记得他送我从欧洲带来的西洋娃娃当礼物。同文书院好像在搞针对俄罗斯的间谍活动,俄罗斯也在哈尔滨搞针对日本的间谍活动……。野坂先生的兄长野坂参三(后来日本共产党的议长)好像藏在抚顺,他在抚顺住的地方,恰好是我姐夫的姐姐的夫家。如今想起来,我的周边也席卷着活生生的历史。
话虽如此,直到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日本袭击夏威夷的珍珠港为止,满洲表面上算是和平的。
太平洋战争与苏联兵侵入
跟美国爆发全面战争后,军方不断强调战争胜利了,胜利了,我们也都信以为真。然而此后,也能听到日本在哪儿败退,岛全灭的传闻了。
战争接近尾声时,在奉天,将校们把大一点的日本人住家当成旅馆留宿。也不亮明身份,就突然说「让我住」只住晚上。我家也有来留宿的,晚上回来二话不说就睡觉,隔天早上便默默离开。过了一段时间,又换成其他人。这样的事情一直持续着,在接近终战的七月,常来的人没有回来。母亲不得不一直醒着等他,困惑地说「到底怎么了」,结果没有一点消息。
当时,军方正在从满洲撤离吧。然而,直到二十年七月苏联兵进入为止,我们对日本战败以及军方抛弃我们逃跑的事情一无所知。
昭和二十年六月,对所有留在满洲的三四十岁男子下达了召集令。武器都没有,「去挖战壕吗」他们这样说着被带往满洲与苏联的国境。后来才知道是关东军为了自己逃跑,召集装门面的人凑数。
几年前NHK播放过「葛根廟事件」。苏联在越过国境进入满洲时,日本开拓团中,逃慢了的两百人里面,妇女儿童被枪杀,又或者被战车碾压的事件。日本当时,跟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以为他们是来帮忙的。然而苏联在与日本签约之前,早已跟美国联手。
因为日本兵都逃光了,苏联兵可以随心所欲侵入。而且本来以为是来帮忙的苏联兵却开始狩猎日本人。留在满洲的只剩女人小孩。日本战败的事,日本人以外的人早已得知。但是,当时仅仅被当成满洲人的谣言根本听不进去,军方总是说「胜利了,胜利了」。我们唯有相信。
苏联借着击败的德意志势头向满洲进发,连武器都没有的日本召集兵被带去苏联。当时,大姐的义兄也有被带走,不过三年后平安回到了日本。然而,进入七月苏联的军队越过国境迅速侵入。
苏联兵来后,苏联兵的车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在奉天的日本街上横冲直闯,听说其中还有让日本人女性坐在助手席的车。我们日本人害怕上街连门也不敢出,特别是女人只有躲起来。我妹妹在奉天的家遭苏联兵袭击时,跟父母一起逃进了附近的陆军医院,被苏联兵发现差点被带走。当时,日本的军医拜托他们说「车子给你们请放过女性」,妹妹跟车交换才得救。随即,妹妹剃了和尚头借来军服,变装成男性。
在屋顶的阁楼捡回一条命
不久后空袭开始,由于我所在的奉天也变得很危险,在父母的建议下疏散带着三岁大的女儿去了父亲公司所在的抚顺。董事长住宅是双层建筑,周围有满人职员的员工宅,长姐的丈夫是公司高干因此姐姐也住在隔壁。父亲担心奉天的家没多久便回去了。当时,苏联兵也进了抚顺,让满人当向导手持枪械开着车乱跑。父亲的公司在稍微偏离日本人街的工场街,日本人很少,不过苏联兵好像还没去日本人街,而是来我们这里搜日本人。
某天,听说旁边酒品公司的日本人夫妇被带走,我想差不多快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跟姐姐的家人一起躲在父亲的员工住宅二层的阁楼。跟我想的一样,苏联兵在门外怒吼「有没有日本人」。满人职员不断说「没有日本人」,「yaponskiy(译者注:俄语的日本人)」的怒吼渐渐靠近,不久后进入玄关。一旦被发现就完了。姐姐带着乳儿,要是哭起来被发现所有人都会被杀,我心想「勒死这孩子吧」把手放在他脖子上。从下面传来盛大的「yaponskiy」喊声。而且,满人从业员一直坚称「没有日本人」的样子。令人窒息的紧张持续着,不久后恐怖的声音总算远去。苏联兵似乎觉得太安静了没有日本人便回去了,然而,即便如此躲在屋顶的我们依然无法停止颤抖。这时,孙先生上来对我们说「已经没事了」。这个瞬间我才实感到自己总算捡回一条命。
然而,战败前,我们这些在满一般家庭被配发了青酸钾。与其成为俘虏不如服毒自尽,当时,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拿着「青酸钾」的瓶子,准备在苏联兵进来前喝掉……。孙先生说「这东西已经没用了,快丢掉」,从我们手上拿走瓶子。
孙先生是满人的高干,从父亲在银行时起便一起转勤,父亲去造纸公司时也在一起,非常仰慕父亲。对父亲给予绝大的信赖,终战后的一年间为了生存我们受了他很多关照。年轻时,他在早稻田大学留过学,日语说的很流利非常了解日本的情况。
见我们一脸茫然,孙先生劝道「已经没事了去日本人街比较好」,为我们拿来大人跟小孩穿的满人服装,如此这般我们在满人孩子们的围绕下脱逃向日本人街。如果苏联兵来的时候,谁说一句「有日本人」,我们的命运会怎样呢?想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毛骨悚然,我想都是因为父亲并没有差别对待满人很爱护他们,我们才能得救。
一方面,在奉天的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乘卡车苏联兵洗劫一空,此后也有满人来掠夺。父母千辛万苦逃进了附近的陆军医院。当时,排行第二的姐姐生孩子正呆在父母家,刚出生的婴儿可能成为累赘。一瞬间,让人产生了「丢下这孩子算了」的犹疑,在此迫切的情况下,父亲说「婴儿太可怜了」,仅仅拿了尿布便抱着孩子一起逃走。
在奉天与家人重聚
藏在抚顺日本人街的我跟女儿,也不能一直呆在别人家里给人家添麻烦,在对奉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决心坐火车回去。于是带上女儿扮成满人,去车站买票,然而以前的日本人售票员换成了满人。而且,这不是还有苏联兵在窗口监视吗。我简单地用满语说了句「奉天一枚」,勉强度过难关,可车里的座位破掉了,受损严重。很幸运车内没有苏联兵,不过乘客都是满人,到达前的一小时里我持续紧张着。因为不想被人知道我们是日本人,我甚至没跟女儿交谈。
平安抵达奉天让我松了口气也只是一瞬间,宽阔的奉天车站空空如也,附近只有跟我们一起下车的满人。满人急匆匆离开车站后紧张依然持续着,家宅很远加上也不知道是否平安,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犹豫不决。这时,突然冒出「先去跟母亲关系不错的那家寿司店看看吧」的想法。
「寿司店」离车站步行十分钟左右。幸好店开着,说明原委便让我们进去了。店内,横七竖八到处都是从苏联兵那里逃出来的日本兵。好像是六月被召集的人们,从北方平安抵达奉天,其中也有在奉天车站被满人群殴的。得知奉天也相当混乱,我很担心家里,不久后,寿司店雇佣满人,为我打探了家里的情况。一缕期待以成徒然,得知家里被洗劫一空,一个人都没有,我留在了寿司店。
但是,这样并不能让人安心。怎么才能跟父母取得联络呢,也不知道父母是否平安无事。寿司店人满为患动都动不了,而且电话也打不通。知道住址的熟人只有抚顺公司的孙先生。而且还不知道联络方式,只能托人去趟抚顺……。
忙这忙那期间总算跟孙先生取得联系,我和女儿被安排在某个不认识的满人家里。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父亲在银行时曾帮这位满人融资,银行不给满人贷款的,但是父亲认为这个人的话一定没问题贷款给他,后来他因此事业有成。多亏了这位对父亲心怀感激的人,这回我们没有被苏联兵威胁,还受到了亲切的对待。
此后,孙先生找到父母的住处,总算可以平安回家了。紧跟着国府军(中华民国军)进入,苏联兵消失了。
从终战到回国
战争结束过了很久我们才听说「日本战败」。
话题回到之前,在苏联兵进入奉天前,应该是七月初吧,父亲从外面回来这么说道。
「日本人在奉天车站前提着大宗行李排长龙。明明是夏天居然有人穿着冬装,搞什么啊?」
后来才知道,因为军方知道会输,不止家人连自己都逃回日本去了。当然,一般市民是无从知晓的。战后,有将校出书,里面写着「也邀请了一般人可是没人响应」,简直岂有此理。军队不可能一次把大量人送回日本,所以自己先逃了。听说其中也有乘「军用飞机」逃的军人。然而,在这些人中好像也有,因为终战朝鲜从日本解放,返回日本的列车在朝鲜被拦截全员被迫下车,在如今的北朝鲜吃了苦头的。战后出版的藤原贞著的「流星是有生命的」里有记载。
军方与政府,遗弃我们这些遗留日本人的一年间,苏联兵在满洲肆意妄为时,中国的国府军(中华民国军)进入,赶走了苏联军。暂时恢复和平,我们和父母终于回到原来的家。这时,国府军说要借用我家,便跟我们住在了一起。我们只有一间六叠的小屋,剩下的全部都给国府军使用,不过他们彬彬有礼,还会带我的孩子出去购物。
然而和平只是一时的,国府军和八路军(中国共产党军)的战斗已经开始,住在我们家的国府军也频繁出入。遗留日本人失去工作,剩下行李的人可以把和服等等拿到街上去卖,然而带着孩子一无所有的人没地方找吃的,当时满人拿五元来买日本人的孩子,也有人卖孩子。这件事在山崎丰子著的「大地之子」里面有记载,N H K播放过。由于饥饿与伤寒,鼠疫等传染病过世的人很多,一个接一个被埋到郊外。
差不多在终战后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点,日本人能回日本的通告来了,每个住区都建起居民会,开始遣返准备。
当时有传闻说日本人被抓起来枪毙了,某天,父亲那里收到这样的话「认识的药店老板被抓了明天就要枪毙,能不能想想办法」。幸好父亲在满人间奔走,那人得救了,不过他好像在卖药店绝对不能卖的东西。回日本后,我见过那家药店的大广告牌,可是药店老板一次都没有去救他一命的父亲那里拜访过。
遣返从终战翌年的夏天开始。我们乘坐的火车是没有顶棚的货物列车。由于人满为患连坐下都很勉强,而我们不得不这样坐着度过好几天。时而有苏联兵拦截列车,要求「女人出来」。大家凑钱给做这方面买卖的人让她留下来的情况发生过好几回。因此,列车行进相当缓慢,不用一天就能抵达的港口花了好几天。中途有时需要步行,我拿两人份的行李,一边牵着年幼女儿的手一边着急担心掉队。
花了几天抵达名叫「葫芦岛」的地方,在这里不仅逗留了数天,还以「检查行李」为名,没收手表等值钱的东西,没给人一点好印象。以为总算能搭船了,那艘船却是被称作「liberty」的美国运输船。船底的铁板下面发出扑哧扑哧的水声。没东西可铺的我们,必须在这种状态下度过好几天。
在船上,自离开奉天以来,我们首次用餐。然而,依然很惨,早上是手掌里一碗干饭,中午没有,晚上是一碗粥,如此粗茶淡饭到底不能果腹。后来听说也有伙食不错的船,即使跟我们搭乘同一条船,只要拿出砂糖之类的就能得到不错的食物。根据终战前,搭乘红十字的船回日本的军方相关人员的说法,牛奶,药物,食物都很丰富。食物方面,无疑是中大奖了,就连厕所我们的船也中奖了。上个厕所,必须在近乎垂直的梯子上爬上爬下,简直吓死人。不仅如此,还有在船上去世的人的水葬,经过数天的苦行终于抵达舞鹤港。离开奉天后实际上经过了十几天。多么遥远的祖国啊。
遣返后的冷酷现实
满洲出生的我,昭和16年于东京结婚。半年后,丈夫作为现役兵被送往中国,为了生孩子,在送别丈夫后我回到双亲所在的奉天。家里的房子应该还在。
然而,等我战后遣返,房子已经被卖掉,丈夫的妹妹们住到熟人的别院去了。不得已我跟女儿只能去那里打扰,附近的人监视我们的一切,今天去哪里做了什么,一切都向妹妹们报告。没多久我跟女儿,仅仅带着两套碗筷就被赶了出去。新住处是曾经在家里帮佣的人家,除了一间四叠大的小屋什么都没有。
我以为寄存的行李可以应付当前的生活,可是从高价和服到唱片,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卖掉,谁都佯装不知。只剩钢琴。可能当时没人买钢琴吧。
即便如此,仅仅是把钢琴还给我就帮大忙了。我出女校的四年间,在东京的音大学习钢琴,还有高中教员执照。在此我想教钢琴,可是当时有钢琴的人家很少,也不富裕。也不清楚宣传方法,完全招不到学生。尽管如此靠着「口头宣传」稀稀拉拉有人来学习了,随着世道好转生活也安定下来。
住在满洲时,尽管日本发动战争给对方添了巨大麻烦,终战后的一年间,满洲的诸位却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很多照顾。终战前,被知道日本会输的军方抛弃时,满洲的人甚至对我说「别回日本了请留在这里」。当然没人加害我,甚至连不认识的人家,仅仅因为曾经受过父亲的关照,就让我吃让我住。在日本战败后关照过我的不是日本人,都是日本发动战争侵略的对象。
追记:军人与一般人的终战前后
从我的义兄(排行第二的姐姐的丈夫)开始说起。义兄在昭和初期,为了学医,留学德意志,回来后当了奉天医科大学的医生。恰好当时,被苏联军追赶从德意志逃过来的人找懂德语的义兄。然而,军方怀疑他跟德国人交往过密吗,在诺门罕事件时,义兄被送去了战地。所谓诺门罕事件,即是昭和十四年,在满洲与蒙古的国境发生的,日本军与苏联军的大规模冲突事件。尽管义兄平安无事熬过了日本军惨败的危险战场,可数年后,被命令前往「硫磺岛」。通过电影认识硫磺岛的人也很多吧,硫磺岛是漂在太平洋上的小型火山岛,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受到美军激烈攻击的日本军,在没有补给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奋起抵抗,最终以全员阵亡而知名。 军队里有种人叫「宪兵」专门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他们监视被认为有反战思想的人,只要觉得可疑就抓起来折磨致死,或者赶去战争中最危险的地方。义兄被赶去硫磺岛期间,苏联兵进来了,当时,姐姐生孩子呆在父母家。我想一般人谁都不知道硫磺岛那么危险,此后,义兄行踪不明,尽管听说岛全灭,终战后,却奇迹般地返回了日本。 我的丈夫作为现役军人被派往北支,战败后除队,和一般人一起回到日本。根据葛根廟事件的记录,苏联军进入后女人,小孩想逃回日本时,军队为了撤离不但没有安排列车,还认为全部被杀也无所谓,军方大慨早就开始撤离了吧。真相好像是这样的,最初由于南方的岛很危险,为了作战军队向南方行进,中途船被美军的鱼雷击沉,此后便带着家人逃命去了。
接下来是战后的话题。职业军人的家人,即使丈夫去了战场应该也有留守薪金,然而被召集的军队的家人什么都没有。听说就算战死也什么都没有。一方面,军人战死的情况下遗族的年薪可由厚劳省支出,而且相当丰厚。给国民添了那么大麻烦,却有高额年薪不觉得很奇怪吗?说到奇怪,还有终战后从遣返者身上没收的金钱问题。带着超过一千元回来的人,超过的份会被没收,那些钱都是没收来的。一旦临近八月十五日的终战纪念日,税关就会晒出遣返者们「预存」纸币,到底有什么意义。恐怕一个人也就几百元几千元吧。当时的确很有价值,可是现在才还这点钱,我不觉得有人会特意花交通费去取。每次看到电视晒纸币的新闻我都在想,当时,如果没有被没收,就能买到足够食物了。与其说我们丢掉了家,土地,财产,以及所有一切。不如说被没收了。钱一个人只有一千元。然后背包也只有一个。根据终战的几个月前从北京撤离日本的人的说法,所有财产都能带回来,存款也全部从银行取出带回来了,回到日本后也没什么困难。与此相对照,不知过了几年,才用国债向战后来自满洲的遣返者支付一人一万元。当然,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些遣返者那样以「检查」为名被没收财产吧。一人只能带一千元回来的我们,明明没有住处,吃饭都成问题,却没有配给。食物价格异常高涨,番薯一贯(3.75kg)要两百元。在熟人家里寄居也立即被赶出来,为了填饱肚子连草都想吃的人很多不太好找。眼看着营养失调无法动弹,没想到居然活下来了。当时,买吃的只能靠黑市(无视政府的配给制度卖东西的路边摊),不过会被警察盯上,白白没收。有时,被没收东西的人会跟在警官后面,到警官家里,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真是残酷的世道。希望今后再也不要出现如此世道,同时愿年轻世代的人也能读到我的战争体验记录,谨此置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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